要反互联网垄断，还得从算法共谋谈起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李振利和李毅，李振利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李毅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世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特别是算法的广泛使用对经济、社会、法律等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典型的案件包括顺菜事件、Topkins案件、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等。
数据、算力、算法是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三要素。2016年以来围绕着人工智能大量宣传达到了反垄断法的范围。关于反垄断和人工智能出现的文献中普遍的思路是，把市场中算法增长的使用描述为游戏的改变者[1]。
2015年牛津大学法学教授Ariel Ezrachi和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教授Maurice E.Stuckle提出了算法共谋[2]的理念。随后在2016年出版的《算法驱动经济的前景和风险》[3]详细地介绍了计算机共谋是危险的，虽然传统的反垄断法律阻止企业固定价格，数据驱动下的算法能迅速监控竞争对手的价格，并统一地调整价格。日益透明的价格看似对消费者有利，却讽刺性地以伤害其而告终。
正在改变的市场现实是把市场的定价的权力移交到少数的企业手中去了。
这就促使我们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旧保留看不见的手摇摆到什么程度停下来？在人工智能和算法操纵的市场中，竞争定价是共谋吗？
现行的法律能保护消费者吗？
算法共谋的现状和危害性
（一）算法共谋的特征
共谋也叫有意识的平行行为，没有竞争者协议干预价格却达到限制竞争的结果（垄断高价）。算法共谋不会影响大多数市场，这样的默示共谋呈现如下三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涉及同类产品的集中市场中，算法能在足够程度上监控销售价格和销售的其他关键条件。在这样的市场里，极其容易引起算法共谋。当卖方很轻松地能监控到竞争者的竞争价格、销售关键条件和其他任何偏离现行平衡的行为时，大量的企业借助在线定价促使和稳定形成有意识的平行行为。在如此的环境中，算法价格能提供稳定和预测的工具，来执行对偏离者（竞争者）的可靠而有效的反击。假使这种软件来自超竞争或建议零售价格，在面临价格偏离时，软件可以用来报告和采取必要的报复行动。
第二个重要的市场条件是一旦价格偏离（打折），可信的威慑机制应运而生。快速的报复是算法环境的特色（执行威慑机制主义的速度与算法透明度争议有关。如果公司在拖延几天后才察觉竞争者的行为，反击也将拖延并影响到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制止偏离）。计算机能快速迅速地控制偏离，计算出数个行为的牵连的利润额，并采取抵抗行动来惩罚偏离者[4]。这是传统垄断协议所做不到的一系列行为。计算回应的速度有效地剥夺了打折竞争者的明显的销售行为。速度意味着共谋能在几秒钟传递信号。初始的偏离者从打折获利的否定率越大[5]，共谋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一来，如果每个算法能快速地超过竞争者的打折，并减少起先打折者的激情，将来报复的威胁将促使协同行为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