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族问题(9)

我国民族压迫的实际拥护者是土耳其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美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为他们的民族压迫和种族主义政策撑腰。但是土耳其中等资产阶级同样参与了这种犯罪，这使民族压迫具有更阴险和微妙的形式。列宁同志这样描述他们：“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像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像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向封建主和警察。”（译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 看看多安·阿夫哲奥卢[7]、比伦特·埃杰维特[8]和所有那些机会主义者吧！以及米赫里·贝利和希克梅特·凯维尔齐姆利[9],看看他们多么符合列宁的描述。一方面他们反对政府的封建专制，说这是无用的；另一方面却不断推荐着更“巧妙”、更“温和”的民族压迫手段。 多安·阿夫哲奥卢试图为突击队的镇压辩护，做到了即便是手握封建专制铁锤的最疯狂、最狂热的土耳其沙文主义者都不敢做的事，他发表了这样一篇卑鄙的文章，题为《一位突击队长的自述》（见《革命》新闻报）。
他这样为镇压行动辩护：“士兵搜查了女人们。他们使用一个探测器来进行搜身。所谓的除了地主以外在场的的所有人都被公然殴打是不实消息。关于人们被强迫脱衣趴在地上的指控也是毫无根据的。但在场的人的确被要求按照命令卧倒或起身。同样，在武器和难民没有被上交的地区进行的搜查中，确实有人被威胁强迫和他们的家眷一起脱衣裸体，这是个有效的办法。但也仅仅是恐吓罢了。” 为了响应阿夫哲奥卢和其他人的蛮横的沙文主义和卑鄙的共犯行为，贝利和他的同伙用更隐蔽的形式（尽管依然很明显）高举起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旗帜（并试图把它伪装成马列主义的），并且将这说成是“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任务”。 米赫里·贝利甚至找到了土耳其种族主义法西斯的“积极面”，他发表了对于库尔德问题的如下观点：“我们已经讨论过土耳其的民族社区了，尤其是库尔德人，可以说为了施行统一母语和文化教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集中的、世俗的和革命的共和政府是有必要的…
…为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历史深厚的民族情谊，土耳其的民族和领土完整无论以何种方式被破坏，都会在结果上导致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真正利益的对立，而这是利于巩固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统治的。”（我的重点）这难道不是主体民族的沙文主义吗？这难道不是表面上有助于民族平等，实际上只承认土耳其人建国的特权而用哗众取宠的资产阶级口号，例如“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来否认库尔德人自决的权力并且宣扬民族之间最明显的不平等和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特权吗？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民族微小的特权和任何民族间的不平等。然而，在土耳其往往只有一个民族享有组建国家政权的特权，即土耳其民族。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也不会支持土耳其民族这样的特权。我们始终全力支持库尔德民族建国的权力。我们完全尊重这种权力；我们反对土耳其民族相对于库尔德民族的特权地位（或相对于其他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