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12)

杜威
“我说什么也只能是破坏气氛。”主席约翰·杜威回应道，随后他宣告听证会的结束。他不仅深深地被托洛茨基的话语打动，而且还被这番情景所感动——在整个漫长的听证会中，娜塔利娅就静静地坐在托洛茨基身旁。她和托洛茨基经历了那么多的胜利和可怕的悲剧。其后杜威撰写了几篇通讯，他说这些听证会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智慧体验！”
在这场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死搏斗的紧急场合中，自由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偶遇。在墨西哥，杜威注意到托洛茨基在长达 8 天的发言中都没有说半点愚蠢的话。但两人都没能成功地动摇对方的立场。虽然杜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但他却全盘拒绝，并更积极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尽管两人都关心揭露莫斯科审判的真相，但在实用主义的改革家和辩证唯物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关于政治和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碰撞。
托洛茨基在听证会上投入了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因此当听证会结束后，他整个人都感到虚脱。我目睹了他的工作压力。在一次听证会开始前的早晨，被他的一位秘书伯纳德·伍尔夫的工作疏忽所激怒，托洛茨基大步穿过庭院，用猛力把落地双扇玻璃门甩上，一块窗玻璃还被震碎了。这种情绪失控对托洛茨基而言是很不常见的。他通常是沉着冷静，即使手头上有一大堆工作要处理，他也很镇定自若。
在听证会的紧张气氛缓解后，出席听证会的美国人和托洛茨基夫妇去山上聚餐。这是一次愉快而轻松的经历。老头子和索洛争论他对美国运动的不同看法，并且和法雷尔一起讨论当代美国文学。在听到一位高大的墨西哥年轻警卫哼起《格兰德牧场》——在从坦皮科开出的火车上，托洛茨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们则对唱起我们自己的劳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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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八个月时间里，全体委员会成员都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工作：收集证据， 询问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证人，研读数以百计的文件和书面陈述。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纽约一场大型集会上，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它的调查结果。它的裁决清晰而无保留：“在审查了所有证据和所有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发现 1936 年 8 月和 1937 年 1 月的审判都是伪造的”，“我们发现托洛茨基和列夫·谢多夫的罪名不成立。”（完整的调查报告被收录在题为《无罪》的委员会最终报告里，该报告由莫纳德出版社在 1972 年再版。）
在长达一整年的时间里，托洛茨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担心一些障碍和破坏会阻碍委员会调查工作的完成。调查委员会最终判决的发表无疑使他如获大赦。在一封给委员会的电报中，他表示:“调查委员会没有判处任何人死刑或监禁。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更为可怕的判决。调查委员会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者们说:‘你们为了合法地消灭政治对手而策划了一场阴谋。你们试图欺骗世上的劳苦大众。你们没有资格服务于你们所表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