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10)

在简短的答复中，托洛茨基为他生疏的英语口语致歉，他说；“（英语口语）是他当下所处境况里最糟糕的一点。而在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上，我都不会请求哪怕是最轻微的宽容。我不要求对我的说法的任何先验的肯定。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从头到尾查核所有事件。我的职责仅仅在于协助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我会尽我所能在世人面前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
杜威暗暗发现“托洛茨基的英文比我们预料的要说得好。”在长达一周时间内，他能够用一门生疏的口语回答所有直接针对他的涉及众多事件和话题的提问，这种智力上的绝技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在第八场听证会的中途，在阐述了他革命生涯所经历的相交替的反动与革命后，托洛茨基总结道：“我有耐心，3 次革命把我锤炼成一个有耐心的人。对于革命者而言，耐心是必不可少的。说革命者不能够耐住性子是不对的。冒险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人，但革命者不是。”
听众们对他的发音感到困惑，因为托洛茨基把"patient" 说 成 "passion" ， 还 把 "patience" 读 成"passions,"，这两个词用得都很别扭。这时， 翻译员提醒道： “你是指‘patience’吗？ ”
“是的。” 托洛茨基回答，“一位革命者同样需要掌握英语，而只要有耐心（patience），我会去学好英语的。”这句俏皮话激起了一阵欢笑，这在气氛凝重的审问中是难得一见的。
这些听证会从 4 月 10 日开到 4 月 17 日，共举办了十三场。听证会由来自芝加哥的阿尔伯特·格洛策尔同志作了专业的完整笔录，并被刊登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中（纽约： 梅里特， 1968）。 这使得这篇周年回忆文字避免了追溯它涉及的内容。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 13 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 ‘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 。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