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9)

我建议在几个小点上进行补充，并被他加到了定稿当中。这是他团结同志和同事反对第三方批评的方式。我从这件事上学到了有益于指导我未来工作的经验。

障碍重重的听证室
听证会在 4 月 10 日早上于伦敦大街的托洛茨基家中（里维拉夫妇把房子翻新好并提供给托洛茨基一家）开始。听证会在一个矩形房间内举行，房间内铺好了水泥砖和沙袋以确保没有暗杀者能够透过法式窗户向里枪击。托洛茨基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身旁是他的两位秘书：让范埃热努尔和简·弗兰克尔；娜塔利娅坐在他的左手边。分委员会在房间内的一侧布置了一张桌子。除了此前提到的成员，分委员会还增加了三位从纽约来的新成员：奥托·吕勒，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前议员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朋友；卡尔顿·比尔斯，拉丁美洲事务方面的作家，他提问了一些危及到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人身安全的问题，还拒绝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合作，最终在听证会工作开展到中途时就退出了委员会；托洛茨基的法律顾问，来自芝加哥的艾尔伯特·戈德曼；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约翰·芬纳蒂，他坐在托洛茨基对面。
芬纳蒂曾担任汤姆·穆尼、埃蒙·德·瓦勒拉、萨科和范赛蒂甚至厄尔·白劳德的辩护律师。我和新闻记者和其他访客一起坐在长长的房间的另一头，并注视着托洛茨基回答问题。
杜威在他的介绍信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在这里举行听证会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在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问题上，世人的良知还得不到伸张。世人的良知要求：在托洛茨基先生拥有充分的机会拿出他掌握的任何证据，来答复那些在他并未能出席也并未能派代表出席的听证会上所作的针对他的指控之前，他不能被最终定罪。在定罪前行使听证的权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属于基本权利。我们现在重申这一权利并不荒谬，因为有人正试图阻止托洛茨基先生行使听证的权利，并且现在也有人试图诋毁本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发言的最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总结道：“我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教育事业，因为我认为教育事业是为了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公众启蒙。如果我最终履行了我如今这个主席职位的重大责任，那是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将是对我毕生事业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