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8)

同时美国共产党也受到了类似的邀请，它“支持苏联官方对莫斯科审判的定性”。不消说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当面与托洛茨基对质。 4月2日阳光明媚，我们一行 6 人从纽约出发：杜威、其他两位委员会成员、苏珊·拉福莱特和劳工记者本·斯托尔伯格；秘书助理珀尔·克鲁格； 詹姆斯·托·法雷尔和我。我曾把法雷尔举荐给委员会，但斯托尔伯格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拒绝了。尽管如此，出于对这次行程的强烈兴趣法雷尔还是和我们一道，他认为这是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在一篇题为《杜威在墨西哥》 ——刊印在《约翰·杜威：追求科学与自由的哲学家》（纽约： 戴尔，1950），一本在杜威 90 岁寿辰呈献给他的专题论文集——的文章中， 法雷尔生动地叙述了此行的经历。他提到在火车上，杜威“进行了相当多的研读（为听证会做准备） …
…在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情况下，他以一己之力完成所有事情……在饭桌上他总是十分整洁。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冷静而低调地领会到事情的要点。他不会被演讲或恶作剧牵着鼻子走……他缓慢而诚恳地以平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他这么做时，你会发现他总能指出正中要害的观点……杜威为人非常谦逊……杜威非常有骨气。” 我也被他的社交能力所折服，并和他进行了几次关于当代哲学思想的讨论。当他了解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是怀特黑德①的学生和门徒的时候，他给了一篇自己新近发表的关于后者观点的论文，并说尽管很钦佩怀特黑德的绅士风度和博学，但他却很少借鉴怀特黑德③的形而上学体系。 杜威很喜欢我在他身边（他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提到我“非常友好”），但其他两位旅伴就显得不太自然了。斯大林派的刊物威胁说分委员会永远也不可能成功抵达墨西哥城，而他俩担心列车有可能在半道上脱轨。
尽管这一可能性似乎并未打搅到杜威，但这两位同事却十分局促不安。他们借口称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过分亲近有可能损害到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众所周知，自从我担任书记的保托委员会促成了调查委员会的形成，并将之广为传播，这种忧虑就被严重夸大了。 当斯托尔伯格和苏珊·拉福莱特在科约阿坎和托洛茨基会面时，他俩坚持要求我不应该参与到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托洛茨基邀请我进屋商量诸如此类和听证会有关的复杂事宜。托洛茨基解释说为了让委员会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对持异见的成员作出让步并缓和冲突是必要的。我不需要任何说服就同意了这项措施。因此，委员会的所有事宜都是由委员会中的非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代表安排，而且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其中包括：赫伯特·索洛、约翰·麦克唐纳、查尔斯和阿德莱德·沃克。 这件事刚得到解决，托洛茨基就给我看了他正在起草的面向委员会的总结发言，并且询问我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