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6)

我们开始游说逾30 位适合发挥作用的社会知名人士加入委员会的工作。 《新自由人杂志》的前任编辑苏珊·拉福莱特，答应担任委员会的秘书。她真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因为她全身心地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投入到工作当中。无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杜威捍卫公民自由和工会活动的良好声誉，和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探索”出了名的友好，他成为了委员会主席的最佳人选。我们还邀请两位卓越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加入，但他们都拒绝了。比尔德说：“若未经听取诉讼双方的证词，任何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俄国政府是不可能允许在当地展开调查的。” 他这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观点被一些自由主义媒体更无耻地引用，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国家杂志》和《新共和杂志》，它力图不跟这整件事情扯上任何关系。尽管《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们对莫斯科审判的某些方面表示怀疑，他们仍觉得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调查“是难以进行的，即使顺利进行也不会有多大意义”（1937 年 2 月 3 日）。
两周后，他们声称莫斯科审判的真相是不可能被查明的，而对被莫斯科审判定罪的人是否无辜的疑虑正把美国自由主义者群体的注意力从一些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例如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劳工组织——转移开来。
就在扩充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展之时，斯大林派广施威胁与造谣之手段以图破坏调查委员会的组建，并进而污蔑它的声誉。 3 月， 88 名斯大林派信徒（或受蛊惑者）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信”，实际上要求托洛茨基保持缄默，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调查，因为开展调查等同于“支持法西斯力量”。这封公开信的落款人有海伍德·布鲁恩、马尔科姆·考利、西奥多·德莱塞、莉莲·海尔曼、科利斯·拉蒙特、多萝西·帕克、保罗·斯威齐和纳撒尼尔·韦斯特。其中有几位在不久之后对此事表示懊悔。 委员会成员经受了污名谩骂、人身纠缠和午夜电话骚扰。有代表团还登门拜访某些成员，告知后者如若继续坚持现有立场，就有可能失去他们的朋友或工作。某些成员还受到贿赂，例如可以正式访问苏联，或是能够确保他们的著作有很好的销路。 在《国家杂志》编辑弗里达·
柯奇韦的领头下，有十位支持者退缩了。柯奇韦提出了一些对莫斯科审判真实性的胆怯的质疑，故而被《新群众》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喉舌”，之后提出了辞呈。其中一位退出的人私底下坦承他是因不胜恐惧而退出的，但他仍愿意秘密为调查委员会服务。但大多数委员会成员仍是立场坚定，并且我们仍在吸收新成员。我仿照约翰·里德那本著名的 1917 十月日子的报道，以《震撼委员会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Committee"）为题向托洛茨基报告了这些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