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7)

早在 1937 年，第三场莫斯科审判已开始策划，尽管它要到 1938 年 3 月才正式进行。这场审判是为了将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真理报》的前任编辑和共产国际在 1926 至 1929 年的正式领导人）以及阿列克谢·李可夫（他继任列宁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联系在一起。委员会向苏联政府申请允许我们派出一位观察员，并在审判日到来之前通知我们。这些申请都被驳回了，尽管莫斯科自己挑选并邀请了一些态度顺从的外国客人观看审判。 由于远在科约阿坎而局促不安，并因委员会组建进程的迟延而深感困恼的托洛茨基认为我们在纽约的工作跟不上事态的进展，并且没有充分领会到反审判工作的迫切需要。在 3 月 15 日，他发信给拉福莱特，急切要求立即成立委员会或至少组建出它的核心部分。他提醒我们不要等到理想的人选都找齐了才开始， 他担心如果委员会的成立继续延迟，斯大林派会趁虚而入，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来为莫斯科审判洗白，就像他们之前想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
委员会必须争分夺秒，托洛茨基写道：“下一步行动可以包括委派一个由三、五个成员组成的预备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唉，可惜我此刻不能去纽约），目的是听取我对案件的辩解，并确定我所提供的事实和论据是否足够立即开始正式的调查工作。如果杜威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他自己的工作而不能亲自参与预计长达数月的调查，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确保他能够加入预备委员会。” 在这一动员下，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召开了紧急会议，投票同意立即派遣一个分委员会前往墨西哥。这一行动的顺利进行得益艾尔伯特·德·西尔弗的遗孀玛格丽特·德·西尔弗的协助。她是美国民权同盟的创立者之一，她当场就资助了 5000 元来支付此行的开销。 就在西德尼·胡克探听了杜威对这项提议的反应后，詹姆斯·帕·坎农和我去到这位哲学家的公寓拜访他，并详尽地解释了他应该接受这个提议的各项理由。
尽管杜威已有 78 岁高龄，并正在开展他至关重要的关于逻辑的课题，同时他的家人也反对他前往墨西哥，但杜威依然答应了我们的提议。斯大林派的破坏行动仅仅坚定了他的决心。 当时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当中谁若相信这一调查委员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那么他就必须亲自承担组建调查委员会的责任。正如你能百分百地确信，我一点都不认同托洛茨基先生的政治观点。但利害攸关的并非托洛茨基先生的政治观点，而是民主权利的基本原则。不幸的是，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能依靠保持沉默来解决的，因为这样做是很愚蠢的。要想消除这种分歧，只能依靠由一群无法被苏联政府定性为敌人而被施加诽谤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开展彻底的调查。” 就在杜威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我代表委员会宣布：苏联政府通过它在华盛顿的大使，受邀派遣代表参加听证会，并充分享有质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