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裤子、达达乐队、海龟先生告别“地下”，乐队的盛夏能有多长？(11)

此时彭坦已经在尝试掌控一些东西。回头来看的话，他与同事的合作已经开始有进阶式的交流。以唱片宣传为例，在《黄金时代》开企划会之前，他跑设计师家里，俩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会，就因为太lo-fi，不商业，当场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时，企划会上同样有人觉得某首歌缺乏卖点，彭坦已经学会去给人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了，不像华纳时期，人家说你两句，你就赶紧回家生闷气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说你们几个小孩太嫩啦，还是听我的吧，这样彭坦连辩驳都没有，他拿老宋完全没辙。
在演出上，此时彭坦开启了一个新的计划，每年年末在livehouse里办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场，提前三个月，彭坦就开始张罗此事，他拉着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几个场馆看场地，连中山公园音乐堂都看了，始终没找到一个能介于北展和livehouse之间的，适合摇滚乐演出的中型场地，最终还是选了星光现场。
彭坦此前跟太麦签的是一张唱片合约，所以大概也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逐渐成了个体户。短短几年过去，他与职业的关系和解很多，此时全无是否延续职业的顾虑。从第一次跨年专场为出口，彭坦开始自己攒舞美，灯光，设计，音响，一开始找合作过的人，但人脉不够，远远不够，于是便再请人介绍，这场演出实现了不错的表演水准，也头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价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档位。
采访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彭坦与多数疲于演出、囿于巡演的乐队、歌手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称，演出尤其是连续演出，对表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终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对过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关于演出的正向积累的问题。就跨年专场来说，彭坦后来意识到，每年自己都要从一个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实现整场表演，每次与调音师、灯光师、整个制作、宣传、企划团队，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阅后即焚的资料，从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专场，这些岗位几乎每次都要换人，头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费用、档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来彭坦直摇头，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对人都是消耗。
当彭坦看到包括郭顶、陈粒、曹方以及某些独立经营的歌手开始用持续稳定的演出来搭建长期团队时，已经是好几年之后了，市场开始有容量接纳这些人。彭坦意识到，他做出尝试的时机早了点，在没成熟的市场里，没获取足够的空间，只博得了一个缝隙，他对此事的说法是，搏斗了，败阵了，也挺好，起码脑袋里对独立音乐产业的认识清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