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斯｜轴心时代及其影响(2)

这两者都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按照它们的样子，通过向它们学习，然后脱离它们，再超越它们而逐渐发展起来，创立了西方的基础。之后，这些古文明几乎被遗忘，直到它们在我们的年代里重新得到发现。
我们感叹它们的壮丽，但由于它们没有经历过突破，使得它们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始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相比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使我们感到无比亲近。埃及和巴比伦的庄严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伴随着实现突破的新时代，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才开始出现。在那些消失的萌芽中，特别是在埃及，我们看到一种使我们不禁惊叹的超前性，就好像突破就要开始，然而之后它却没有到来。
现在，对于理解人类历史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基本问题：中国和印度应该与埃及和巴比伦相并列吗？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和印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吗？还是中国和印度通过参与创造轴心时代而本身迈出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超越了那些古文明？我重申一遍：人们或许可以将埃及、巴比伦与早期的中国和公元前三千纪中的印度河文明相并列，但却不能将它们同整体上的中国和印度相并列。中国、印度与西方是比肩的，不仅因为它们直到今天依然延续，而且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对此还可进行一些简短而有批判性的探讨。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相比西方，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
因为历史意味着运动、本质的变化、新的开端。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接踵出现，先是古老的西亚和埃及文化，接下来是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地理中心、区域和民族不断变更。相比之下，在亚洲始终存在着相同的东西，它只是在显象上做出了调整；如果它在灾难中没落，则接着便又会重新从同样的基础中建立起相同的东西。在这样的看法下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印度河与兴都库什山脉以东展示了非历史的稳定性，以西则展示了历史的运动。于是，这两大文化区最深刻的分界在于波斯和印度之间。直至印度河河畔，欧洲人都还能相信他尚在欧洲——埃尔芬斯通勋爵如是说（黑格尔引用了他的话）。
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源于中国和印度在18世纪时的历史处境。勋爵看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情形，而绝非中国和印度的全部内涵。当时，中国和印度都走在各自的下坡路上，陷入了一个低谷。中国和印度于17世纪起开始的倒退，难道不像是对可能降临在所有人类头上的命运的一个巨大象征？这难道不也是关乎我们命运的问题：不要陷回亚洲基础之中？中国和印度曾经也是从这里出发，经历了它们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