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作者｜布赖恩·M.费根（Brian M. Fagan）世界顶级的考古学家，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史前史研究权威，曾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考古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誉退休教授
在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之间，即所谓的大发现时代，对奇特生物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现是西方文明在知识水平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历史的长期推动促成了这些发现。与近东和亚洲更集权化的、拥有朝贡关系的政治体制大不相同，在公元1000年后，西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给予了商人更多自由空间并强化了特权。
西欧地区穷困贫瘠，处于富裕的亚洲和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商人们及其广布各地的活动网对目标远大的欧洲君主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为首都带来战争、征服还有和平扩张。成熟完善的河道与海上航路为商人提供了价格更低且可靠的交通手段，这使得他们避免了像跨越大陆的旅行商队一样面临通行税和其他危险。由于西欧人扩大了他们的商品经营范围，在一些人手中，金钱的流通更加迅速，利润也增长了，这些人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首要的资本主义创建者。

《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美] 布赖恩·M.费根 著
乔苏婷 译
但是，对所有国家而言，纳贡所得的盈余一直是统治者及其朝廷的支柱。在新西班牙（西班牙的墨西哥殖民地），征服者们向国王交纳他们收益的五分之一。在大发现时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这些进贡网络戏剧性地扩张，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北美东北部的皮货商、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开采者、加勒比地区的糖类作物种植园—都被卷入了庞大的经济依赖网。在很多地区，商人和旅行者供应着价值低廉的异国商品，比如玻璃珠、棉布和铁斧以换取原材料。由于这些材料的生产者习得了对异域产品的品位，他们变得更加依赖于购买其皮货、奴隶或铜锭的人。在很多案例中，商人最终会供应工具甚至原材料，通过劳役偿债式的不等价交换系统在成品中获得补偿。非洲奴隶贸易为生产糖料、开采珍贵矿石和种植棉花提供了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