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与没有历史的人民(4)

征服墨西哥已过去近乎五个世纪，人类全部的多样性在这几百年里暴露在欧洲人眼中。然而当成百上千的社会经受着创伤般的文化变迁，严酷的现实降临在遥远的海岸和战场，哲学家和旅行者们编织出一整套传说和成见，至今困扰着我们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这种奇怪的在虚构和现实间的对立永远存在且不断变化。西方对其他社会的看法经常因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文明所持有的尊敬态度而起伏不定。当塔希提岛在 1769 年被发现时，英法哲学家怀着乡愁，为朴素简单的生活发出叹息。18世纪，高贵的野蛮人和与自然生活在一起的人开始流行，带着一种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吃惊的震撼突然降临到西方文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以高贵为信仰。这不过是当时对非西方世界的正面看法的一部分。拿破仑战争时期，工业革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永久地改变了全球政治，人们意识到一种崭新的、对工业文明及其令人震惊的技术成就的理智自信，“高贵的野蛮人”就此破灭。
19世纪及此前的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成就的高峰，是一个向着将来、指向必然前进之路的标志。但他们的观念却远远没有那么具有包容性。非西方人在欧洲人眼中成为愈发低劣的存在，常被认为只有10岁孩童的智力水平。这种观念与19世纪帝国主义欧洲强烈的种族主义只有一步之差。殖民者和移民在种族优越感的庇护下为吞并部落领土或优质耕地辩护，他们通常诡辩道，这些土地并未得到其本土拥有者的合理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太聪明的孩子怎么可能习得最新的农业技术，或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管理他们自己呢？把这些问题留给一个优越种族吧，帝国强权们喋喋不休道，与此同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数百个鲜为人知的社会，很多如塔斯马尼亚人和雅甘印第安人（Yahgan Indians）所属的狩猎—采集者文化，以及其他像毛利人和西北印第安人所属的复杂社会，都在与19世纪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们接触后被彻底改变了。
很多族群，例如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和塔斯马尼亚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其他的，如阿兹特克人和毛利人，分散在各地，其中的幸存者沦为新社会中边缘又穷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只有极少数非西方社会设法成功地适应了新世界。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些群体能更好地适应欧洲人的支配。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政治结构。很多管理结构松散，有时也存在高压措施的非西方社会，都因派系斗争分崩离析，这使他们很难团结地面对外在威胁。在恰当的时间给予其犹如神赐领袖的精明领导，是很多社会得以适应新秩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