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与没有历史的人民(7)

孤立地去考虑西方文明的历史，抑或文中所举的这些社会的历史，都是幼稚且过分简单化的。他们的命运不仅源自他们自身的行为，也被其他人的行为所塑造。
涉及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世界体系理论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但它在面对更小规模的历史范畴时是否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它驱使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从全球性的、历史的视角来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它就是有益的。就像著名的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他对资本主义和非西方社会的权威研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指出的，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已趋向于忽略历史的作用。而他提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偏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对历史进程有深远的影响，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民” 是全球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提到，即便在人类学家研究其中最小型的社会时，不考虑到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下来的、他们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和他们的历史，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换言之，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集合”。沃尔夫说到要阐明“作用于特定群体的因果链…
…（它们）延伸并超出了单一群体，囊括了其他群体——其他所有群体的轨迹”。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沃尔夫所说的单个社会中的“因果链” 却囊括了所有大洲，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
埃里克·沃尔夫大体上把“没有历史的人民”还原至历史舞台的中央，调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来实现他这一卓越的综合性工作。他所需要的方式，意味着研究者们必须敢于超出文件和政府档案，进入一个即便在半个世纪前也难以想象的、包含大量多学科知识的领域。探险者的记述、传教士的日志和西方资料只讲述了复杂、多维度故事的某一侧面。当很多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对历史、对它们周围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时，我们怎样才能修正这种历史的不平衡，并同时从西方和非西方的角度检视文化的冲突？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考古学证据和本地知情者在天主教修道士监视下记录的文件可以占据多大的分量？多学科知识背景下的新一代学者正在寻找转瞬即逝的线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英加·克伦蒂南（Inga Clendinnen），作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阿兹特克文化研究的作者，恰当地称我们是“追寻着我们的巨大白鲸的水手亚哈们”。
她补充道：“我们永远无法抓住它……当我们处于这些陌生水域之时，我们检视的是自己思想、理解和想象力的局限。接着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在更深的水域中出现的黑影，一番突如其来的大浪，一次偶然的晃动——随后掠过那让人悬心的巨大白影，它的白反射出它自己独有的光芒，映出隐约浮现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