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斯｜轴心时代及其影响(6)

在这数千年的进程中，西方坚决地迈出它的步伐，不畏断裂和跳跃，为世界带去彻底性，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发生这种规模的进程。在印度和中国，语言及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区分或许并不比西方更小。但在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在斗争中成为立体凸显自身以实现自身的基础，没有成为一个世界的历史架构，在这个世界中，特殊的形态发展出一种势将整体冲破的能量和坚定性。
▌基督教轴心的重要性
对西方的意识来说，基督是历史的轴心。
以基督教教会为形式的基督教或许是至今为止最大、也是最高的人类精神组织形式。
基督教的宗教动力和前提源自犹太教（以历史的目光看，耶稣是一系列犹太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处于同他们的有意识的连续性中）；它在哲学上的广度和思想上的启迪力量来自希腊文化；它的组织活力和现实的智慧来自罗马文化。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整体，而这样的整体不 是 由 人 规 划 出 来 的 。一 方 面 ， 它 是 罗 马 帝 国 的 综 摄 世 界（synkretistische Welt）中复杂而值得赞叹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通过新的宗教和哲学构想（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奥古斯丁）而得到推动。这个教会证实了自己能够将甚至是矛盾着的因素融合到一起；能够将那时为止最高的理想吸纳到自身之中；能够将成果用可靠的传统保护起来。
但在历史上，就基督教的内容和它的现实来说，它是一个晚期的成果。这个晚期成果被视作之后时代的基础和起源，这使得西方历史直观发生了有利于古典时代晚期显象的视角推延——相似的推延也发生在印度和中国。在整个中世纪，恺撒与奥古斯都比起梭伦和伯里克利、维吉尔比起荷马、亚略巴古的迪奥尼修斯和奥古斯丁比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都要更受重视。较晚时期中，对真正的起源性轴心的复归从未在整体上实现，而都只是在部分上重新发现了它。比如，中世纪时已经有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的吸纳；新教对先知宗教深刻性的重温；18世纪末，德国人文主义对希腊文化的重新体会。
西方基督教的存在方式不仅在精神上，也在政治上对欧洲具有决定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观察将这一点展现出来。自公元3世纪起，几大教条宗教成为促成统一的政治因素：自224年起，伊朗宗教成为萨珊王朝的支柱；自君士坦丁大帝起，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支柱；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支柱。与文化交往相对自由的古代世界相比，现在，一道鸿沟出现在这个人道的世界中。战争同时成为宗教战争：拜占庭和萨珊王朝之间的战争，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后来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以及之后的十字军东征。在这个变了样的世界里，拜占庭的基督教与其他教条宗教相去并不远。拜占庭或多或少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西方则不同。在西方，教会或许有同样的要求，但由于这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教会因此而斗争，它不仅在西方发展了精神生活，还成了反对世俗强权的自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