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都能放下眼前的苟且，聊《达摩流浪者》(2)

更深层次的社会大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包括贫富差距进一步加深（战争让new money崛起）、人权运动再度兴起（知名人物马丁·路德·金与“I have a dream”）、潜滋暗长的经济衰退（如果硬扯上“烧钱的”朝鲜战争其实也可以）、居高不下的国民失业率（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其实，越南战争也可以算是转嫁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可惜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国内矛盾。
不过，拥有话语权的部分精英阶层却试图构筑一个“文化新秩序”，于是，拥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都会极力抵制这种虚无缥缈的“美丽新世界”，渐渐地，“反主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以“反对”为目的“新价值观”成为年轻人的“行动指南”。
对于凯鲁亚克而言，他是无意中成为了这个“特殊时代”的宠儿，他写作《在路上》，初衷可能只是用文字来记录自己曾经的“狂野”：那辆穿越全国的破旧的车，到处充斥着荷尔蒙的青春躁动，它承载了陌生的男女、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荒野以及陌生的未来的“不可摹状的未来”。
当时的凯鲁亚克，只是一个落魄潦倒、寂寂无名的作家——抱歉，连“三流”恐怕都算不上——在此之前，凯鲁亚克出过一部《小镇与城市》，反响平平、
只是，谁让他遵循内心的驱动，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于是，时代（确切的说是运气）裹挟着凯鲁亚克，让他走上了成名之路。
那些混乱中的年轻人太需要一部“指南”，而《在路上》则指明了方向——只要你上了路，任何方向都是正确的方向！
“指南”变成了“圣经”。
在某些语境中，《在路上》甚至“间接”开启了属于嬉皮士、朋克的音乐新年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不少充满激情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依旧会把凯鲁亚克式的“旅行”视为【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