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奇怪，天心比我记忆中娇小了一些。有一瞬间，我眼前闪过在台北第一次见到她时，好像看到月亮的光华。现在上海已经进入最难过的季节，天心裹着深绿色的毛衣，清晨犯了鼻炎，不时仰起头，用手轻轻拍打鼻子，又急忙用浓重的鼻音把话题接下去。她仍然把一切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眼睛仍是圆圆的，永远好奇、认真地睁大了。这样的眼睛里，的确揉不得一粒沙子。脸上的雀斑，她说，是来自宿迁朱氏，父亲朱西宁的家族。
1977年，天心19岁，在高中毕业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里，写了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十多次，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我没有问她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的滋味如何，但记得她谈起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在那场论战中，她和姐姐朱天文的作品被称为“闺阁文学”。早早到来的批评和赞誉，让她得出了自己的文学结论：“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地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
年少成名，也使她永远留下了一个少女的形象。从此人们得知天心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愤青到初老”，但那最初的形象一直让人恍惚觉得，她是个妹妹，而不是“天心老师”。
2015年，天心出版《三十三年梦》（简体字版今年在大陆上市）。她以京都的31次旅行为主要线索，回忆1979年以来的生活。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除了私人生活，与诸多文化名人的交游，原来朱天心还做了那么多事，她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加入了“第三种势力”的社会民主党，四处演说，几乎要去参选，更不用提近些年她投身的动物保护运动了。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我还非常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时时接受它的考验”。
《三十三年梦》在台湾激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天心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天心认为，是她从不隐讳的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