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4)

可是写作不像其它的运动，二十几岁就退休，体操选手、网球选手，不是这个。只要脑子没有坏掉，可能四十、五十岁才是盛年，甚至有的作家写到七十、八十岁。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那第一个就是大量流失读者。我是比较悲观派。
正午：那您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呢？不再寄希望于年轻的读者吗？
朱天心：当然还是反求诸己，我不会选择说负气地，你们既然不看我就不写了，倒不会这样。像我们还在认真地写的人，已经非常少，快濒临绝种了。我会把它形容为像恐龙，你就还是在，还是活着吧。有一天不知为何，他们突然很想看恐龙的时候，不用翻图鉴，不用去博物馆，不用听别人说好像曾经有一种什么动物。你还在这儿，他们还看得到。我不晓得这阿不阿Q，可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只能这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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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在《三十三年梦》里批评了两个昔日的朋友，也是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这在台湾好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朱天心：这两个其实是我的老朋友，詹宏志到现在还是对我非常好，他也很不解。我听他告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哪一点得罪天心。那我觉得写出来，也是交代我何以如此。因为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像张大春，整天就是想要请一桌酒，糊里糊涂好像把我们送入洞房一样，喝了个酒两个人就恢复。
我觉得不是这样。就像有些夫妻，感情也许还在，但是你发现说当初认错人了，并非想象的那样的人，那我们就分手吧。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一场，那就这样吧。可是我只是写公共领域部分，而不涉私的。
像詹宏志，他曾经是城邦的董事长，城邦是台湾前后十年最大的出版集团。台湾的出版业薪水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员工拿很低的薪水，只不过存着理想性，还存着一点善念，像大学时候做校刊一样，很认真在做。可是詹宏志为了鼓吹网络，说网络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编辑们都是霸权。他对着商业的时候，非常地以文化人自居，像文化英雄一样，可是私底下近乎奸商，对文化人，包括作者是非常非常地尅扣。在员工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也一定站在老板那边。这个断裂我是非常不解的。
好比吴念真，他住的是近亿的豪宅，出来还是“我是矿工之子”，“受苦的台湾人民”。我真的认识很多很多做劳工运动的人，或者是靠帮人家搬家过活、实践理想的人，我会觉得，光环留给这些人吧，留给这些真正名副其实的人，你不要什么都要。你要去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要连最后这个光环你也随便拿来。这个断裂我是很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