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股疗亲，“二十四孝”制造的民国血案(4)

说其为“二十四孝”制造的民国血案，并不为过吧。
时间再往前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三个月，在上海浦东一家火柴厂作工的宁波人邵仲友，寓居在小东门侍晖街二十一号。他二十几岁，是个孝子。这一年夏天，正逢上海瘟疫流行，他的母亲染病后送医院医治无效，气息奄奄，命在垂危。
邵仲友于是跪地祷天，愿以身代母受病。邵仲友读过些古书，想到古有割股疗亲之事，决心效仿。他偷偷割掉左肱肌肉一块，煎汤奉母。没想到母亲病重，竟难以将肉汤灌入咽喉。邵仲友既悲且痛，晕了过去。他的姐姐看见他血流满襟，才知弟弟割股了。
悲剧性在于，割股并没能感动上天，他的母亲还是去世了，他本人也要住院接受治疗。
传统著史者一直在美化“割股疗亲”的自愿性。事实是，因被洗脑而自愿割股者固然有之，但违逆本性的自残愚孝，相当比例一定是道德压迫下的结果。这种道德压迫，在民智渐开年代，逐渐行走不通，但也并未销声匿迹。1939年初，发生这样一件事：
福建纱花巨商詹鸿琳在上海经营“聚丰泰记纱花”，他的长子詹信贤，娶了兆芳照相馆馆主史流芳的三女儿史仁德为妻。詹信贤患肺痨久治不愈，詹鸿琳的妻子张氏遂逼迫史仁德割股疗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史仁德“感觉家庭如此黑暗……乃于二月十三日归宁省亲，期向乃父若母一诉悲怨，而适逢父病，遂黯然而返。但乃姑逼迫之声又起。”
25岁的史仁德于是吞服来沙尔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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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内，迄今藏有一组北宋时期的二十四孝砖雕，其中包括郭居业版本“二十四孝”所没有的“割股奉母”：唐朝王武子的妻子，因婆婆想喝肉汤，而家中无钱购买，她就偷偷地从腿上割下一块肉，煮汤给婆婆喝。

在这里，割股还只是为满足口腹之欲。随着时间的演化，被割的股肉变成了一种可与上天感应道交的灵丹妙药。二十四孝的砖雕，静静躺在博物院中，不失其文物价值，但如果走入现实，则有点骇目惊心了。就如1947年，丁页在媒体上奋笔疾书，反对二十四孝的风行：
“如果这书是印给中年的一辈看，我以为他们自己已是做父亲的人了，只希望儿子来孝顺他们，倘要他们照二十四孝去孝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未必高兴吧。假使是做给少年的一辈看的，我不敢愿他们看这种书。因为这书里的故事，若以现代的眼光来分析，其中有不少非但没有裨益于少年，并且还包含着迷信的残忍的无智的等等毒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