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错失“湿地命题”，我们误会了疯狂的原始人(4)

而在这里，我集中关注这些后起的地区，是基于两项重要的理由：其一，这些位于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市镇集群，如埃利都、乌尔、乌玛和乌鲁克，经过很久之后，都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型国家”。其二，虽说在埃及、黎凡特、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甚至于新世界的玛雅文明也都出现了古代社会，而且都发生了各有不同的新石器革命，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不仅是最先出现国家系统的地方，而且它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家建构，包括中东其他地区，甚至埃及和印度。
即便只是基于这份草就的年表（其中很大一部分尚存相当争议），我们也能发现，它所绘制的历史图景，多处悖逆了我所谓的标准文明叙事。
在那个叙事图景中，一个核心命题认定，谷物的栽培乃是人类常年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进而言之，也构成了市镇、城市和文明的基本前提。
上述命题又基于一个至今信徒众多的设定：狩猎采集的生活要求极高程度的流动和分散，而定居生活是绝无可能如此灵动的。然而现实却是，人类定居生活之出现，远早于动植物的驯养，而且即便是在未见或极少有谷物种植的地区，定居仍可经常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发现可谓是板上钉钉：按现在所知，谷物和家畜的驯养要远早于任何形态的农业国家，其中的时间间距要远超我们此前的想象。根据最新发现的证据，从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到以庄稼和家畜为基础的最初农业经济体出现，其间的时间跨越依据现在的估算，可能长达四千年之久。很显然，我们的祖先并不急于一头栽进新石器革命，或者投入初民国家的怀抱。

《冰川时代》（Ice Age 2002）画面。
说起那些编织传统叙述的人们，他们还在另一方面犯下根本的错误。在他们的叙述中，立论的出发点就是两河流域一直以来异常干旱的环境，但殊不知这只是近期历史的变动而已，于是乎，他们就想当然地把这种干旱条件投射到农业初现的时刻。
按照他们的推定，分布在局促的绿洲和河谷地带，一旦人口增长，先民们就不得不强化他们求生的能力，既然可耕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就要从有限中索取更多的资源。而唯一可行的强化策略，就是灌溉——关于这个判断，有考古证据可证。在降雨量少得可怜的区域，也只有灌溉才能确保丰收。进而言之，如此庞大的地表改造工程，就必须要调动起劳动力，开挖灌溉水渠并加以维护，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公权力当局的存在，可以调动并规训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灌溉工事造就了一种密集的农牧经济体，而最终他们论定，这种农牧经济体促成了国家的形成，以国家作为经济存续之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