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15)

于是，在那个凛冬，华尔纳“狠着心，开始把北京的一位化学家给我的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到墙上，片刻之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的底基涂到壁画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未曾预料的状况”，因为洞窟内的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所以华尔纳“无法判断药液在冻结前是否已经渗到了墙皮里面，还有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这些胶水“像糖稀一样滴洒在我仰着的脸上和头上”，连手指都被黏在一起了。这种狼狈的状况让华尔纳不得不承认剥取工作“并非完全失败但也非非常成功”。但他似乎刻意在公开发表的书中隐瞒了最终的结果：他其实是失败了。福格美术馆负责修复壁画的文保专家丹尼尔·汤普森指出华尔纳根本“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其中一幅壁画的人物面部完全消失，另一幅供养人的壁画图像特征已经被彻底破坏。
以抢救文物为名一意孤行的剥取壁画行为，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文物破坏，这不仅是个巨大的反讽，更让华尔纳看似情真意切的道德托辞，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结果上都霎时成为了一个谎言。这就像是一个盗贼，碰巧从失火的博物馆里抢出了那幅他觊觎已久的名画，最后把它带回自己家里。尽管他客观上确实保护了那幅名画，却并不能掩盖他偷盗的事实。
但当华尔纳离开敦煌时，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被折磨的道德幻想之中。他将那尊小心撬下的菩萨塑像装进箱子里时，把自己的“毛毡、羊毛裤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羊毛内衣”都裹在了塑像上以保证它不会在旅途中遭到损坏。”在我返回的途中，尽管我没有穿内衣和袜子，但想到它们正在担负着另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保护塑像光滑的肌肤和鲜亮的色彩时，我的内心便充满温暖“。当他终于回到北京，回到他温暖、舒适、整洁的办公室，凝视他在这场西方竞夺中国文物的战争中的战利品时，在他富于道德主义的自我安慰中，他仿佛在“朦胧的远方，看到那些古老的殿堂，在那儿，年代更为久远的可爱佛像正在慢慢地消隐于永恒的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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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王道士塔：可以理解，但难以原谅
终于，短暂的参观宣告结束，看着最后一个参观洞窟的大门被讲解员熟练地关闭，或许可以怀着某种对人间至美的深深震撼和人非物是的无尽怅然走出莫高窟的大门。但在离开前，不妨在一座佛塔前稍作停留。这座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佛塔，外表是一尊喇嘛塔，但下面埋葬的却是一名汉人道士。这名道士就是王圆禄，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将藏经洞的珍贵文书出售给外国探险家的著名道士。斯坦因曾描述过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看到王道士站在石窟门前等待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