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17)

最让斯坦因感动的，是王道士向他们展示的自己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一个温和、坚定、廉洁而又虔诚的近乎圣徒的形象跃跃欲出。斯坦因同时也指出了王道士“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一手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在这位亲身接触者眼中，他就是一个不具备学术和文化素养，无知却善良的老好人。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王道士像。
这个相对正面的好人形象很自然与让人“好恨”的历史罪人和民族悲剧中错步小丑的形象发生抵牾。不过，这正是个人情感支配下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经常会走向的两个极端：不是强迫无法先知先觉的历史人物背负超越所处时代的责任义务，就是以历史局限性或是人物其他嘉言懿行为其罪责掩饰开脱。如果排除情感因素，单就王道士向西方探险家售卖藏经洞文物这一事件条析理剖，就会发现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复杂。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斯坦因与王道士之间的初次交易并不能简单地指控为“骗卖”或是“盗劫”。如果认为以极低的价钱购买了远超其价格的文物就是骗卖盗劫行为的话，那么如今每个在古玩市场捡漏憋宝的买家都是骗子或是强盗。斯坦因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用他渴求名利的迫切野心，以金钱撬开了王道士心中的贪欲。就像他自己坦承的那样，他是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最终，当他把四块马蹄银交到王道士手里时，后者内心中的魔鬼被彻底唤醒了。这位急需钱财整修庙宇以表虔敬之心的信徒，终于发现自己手中握有一大批可以卖钱的商品。这个无知的人确实不理解这些文书经卷的文物价值，但却通过这次交易深深了解了它们的商品价值。当斯坦因离开敦煌时，他发现王道士“那古怪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习惯性的拘谨里，夹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