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19)

从191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被尽数解运北京的那一刻起，王道士出售文书的行为就已经不再是商业交易，而是销赃行为。而中国政府解运文书的消息，作为文化界大事，也很快传遍国际，众人皆知。因此，从此之后，每一位来到敦煌向王道士购买敦煌文书的国外探险家都是在明知其为赃物的情况下仍然购买。毫无疑问，这是协同销赃。

▲大都会美术馆收藏的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这幅壁画被寺僧出售后，被文物贩子切割装箱，运往美国。被酷爱远东艺术的著名收藏家阿瑟·塞克勒购得，捐献给大都会美术馆。今天，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是塞克勒家族捐资兴建。目前正在举行《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
1914年，斯坦因再度探访敦煌与他的老朋友王圆禄见面。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形容再次见到的王道士“一点也不为上次交易中表现出的贪婪而感到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而没让我拿走藏经洞中所有文书。1908年伯希和来访后，剩余文书都被北京派的人运走。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得到分文报酬，购买文书的钱全进了官僚的腰包”。这位老朋友热忱地邀请斯坦因再访莫高窟，目的直截了当，就是说服他购买自己私藏的赃物。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在销赃上的商业才能已经今非昔比：
“自我初访这里之后，先后做成了几笔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确实已使他不再有宗教方面的顾忌以及更世俗的担忧。在前一次和他打交道时，这些东西使他非常难以应付。但另一方面，他那精明的生意感觉又已经被后来的访客所付的钱款唤醒，从而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所保留的那些东西在金钱方面具有的价值。结果，他在谈判刚开始时毫不让步，咬定每个卷子的售价是1907年10月蒋师爷大网捞尽时所付的款数的4倍所有。”
经过一番谈价还价，斯坦因最终以500两银子买了570份文书。当他在4月8日带着这批赃物离开莫高窟时，他看到昔日“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的老朋友“正忙着应付大腹便便的访客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