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18)

次年，伯希和抵达敦煌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已经是个摸着了门路的商贩。当他遇到王道士时，后者旁敲侧击地告诉他“我的这位同行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如此明显的暗示，伯希和不可能听不懂他的言下之意，于是开始思忖该用什么手段对付他。而他很快发现，惟一打开藏经洞的钥匙就是金钱，于是，伯希和只有在付了钱才进入了这个他朝思暮想的“神圣之所”。为了得到这些经书，他不得不仓促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最后付了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他在藏经洞里连续工作三个星期，精心挑选的那些文书经卷。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911年1月16日）敦煌县知县谕令王圆禄应将所有藏经洞文书一律搜罗，由官方解送省城的《敦煌县正堂申谕》，现藏敦煌研究院，编号D0773.
可以说，斯坦因教会了王道士经卷可以卖钱，伯希和则教给王道士他手中奇货可居，可以讨价还价。1911年12月23日，日本摄影家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县城见到了王圆禄，他在日记中描述的王圆禄形象已经和当初斯坦因初见时那个温和虔诚的信徒大不相同，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想将所藏的唐经卖掉，为了卖掉这些东西而来到这里。他所携带的东西品质不佳，让他带些好东西来，他也不答应。这个道士的本性好像很是聪敏狡猾，怀疑他暗中和房东密谋。”
此时的王圆禄，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职业文物贩子。在1912年1月31日，吉川小一郎和他的朋友橘瑞超一同前往千佛洞，晚上9点钟，王道士带来了他们想要的品质好的经卷，吉川发现“道士的态度恰似他正在搬运贼娃子的赃物一般”。
这段日记中的描述当然带有嫌恶的个人情感，但却从另一个侧面道破了王道士文书交易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他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出售商品，而是在销售赃物。
关键性的质变发生在吉川等人抵达敦煌的前一年，也就是伯希和离开敦煌的两年后。1910年，从伯希和处闻知敦煌藏经洞消息的北京官方下令将洞中文物运抵北京，由官方保存。10月5日，学部拍发了《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的专电，明令将藏经洞发现文物全部运往京师，并禁止外人购买。王道士则是在次年1月收到了敦煌县知县发给他的一份申谕。申谕中明确写道“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罗，护解省垣”。根据这条法令，所有文书尽数上缴，王道士留存任何一卷藏经洞文书都属于违法行为。但就在11个月后，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就以三百两白银从王圆禄手中购得了169卷唐代写经。这些写经显然是王圆禄私藏偷窃的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