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16)

“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
这张面孔也被斯坦因摄进了他的照相镜头里。从照片上看，这是个满脸写满质朴微笑的矮个子中年人，毫无任何异常之处。但恰恰是这个很容易泯然众人的小人物，成为了敦煌的历史上一个既绕不过去，又复杂异常的形象。畅销书作家余秋雨在他风靡九十年代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径直将王道士指控为“敦煌石窟的罪人”。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重大罪行，就是“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随着这篇题为《道士塔》的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王道士这个历史罪人形象，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对他最直接的认识——在藏经洞的参观队列中，经常会有游客带着义愤和感慨重复《道士塔》中余秋雨那声幽怨的“我好恨”。

▲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摄影：李夏恩。
另一方面，从史料记载中打捞出的王道士形象，却似乎更接近于道士塔上王圆禄墓志铭的记述：“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赀，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他不仅改建修缮了已经倾颓的庙宇，以备受争议的方式将古老的洞窟粉刷一新，最重要的是，他引流水疏浚了被积沙掩埋的洞窟，而正是他清理积沙的工程，让藏经洞现身于世。他的种种善举也得到来访者的印证，斯坦因在考古报告中写道：
“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寺庙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到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