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4)

指引斯坦因前往敦煌的动力，确实是渴望扬名立万的勃勃野心。野心的背后是当时围绕丝绸之路考古探险的激烈竞争。随着19世纪西方势力对内亚和远东地区的渗透，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将这片广大的土地视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里竞逐先驱者和发现者的崇高名誉，1870年代远征丝绸之路的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和1890年代探险死亡大漠的斯文·赫定都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巨大声誉。到斯坦因踏上探险之路的20世纪初，丝路探险已经成为各国探险家纷纷觊觎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在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商讨划分各国探险家的考察范围。丝路北线被划给俄国人，而德国人得到了吐鲁番地区，法国人的考察范围在罗布泊以北，英国人则被划到了和田地区。斯坦因的对手们纷纷各就各位，俄国人鄂登堡正计划在库车发掘，德国人冯·柯勒克正在吐鲁番发掘，法国人伯希和则筹备前往中亚各个遗址进行发掘——这些人后来都不约而同造访了敦煌，每一个都不是空手而归。
必须承认，与前面提到的小册子里的指控不同，斯坦因抵达敦煌的初衷并非藏经洞。斯坦因最初的计划，至少公开的目的地是斯文·赫定在1900年探险时发现的罗布淖尔北面的遗址，也就是米兰遗址。他在那里花费了18天时间进行发掘，带走了大量写在木片上的手稿和文书，以及壁画残片和雕塑。2月21日，他启程向敦煌前进，箱子里满载着米兰发掘出的古物。初到敦煌时，他最开始只是参观了莫高窟里的壁画和塑像，随后前赴敦煌周边的沙漠中进行考察。而真正将他的目光拉向藏经洞的，是一名“颇有头脑的乌鲁木齐突厥生意人兼当地一处穆斯林流亡小社区头目札希德伯克”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许许多多的古代写经宝藏等待被发掘，这个念头就像隐秘的磁场一样，把我拽进了藏经洞”。于是，他放下在敦煌沙漠中的考古工作，于5月21日重返敦煌，开启了他探险生涯巅峰的23天。
接下来的事情是关键，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将获得藏经洞文书的过程描述得犹如一部慢镜头放映的电影，几乎没有漏下每一个细节。他详尽描述了自己如何想尽方法说服王圆禄打开藏经洞，又如何最终以布施的形式将文书售卖给他。在行动前，他就已经想好了周密完备的策略，“我已告诉我忠诚的秘书，印度的经历教给我，最可能成功的策略是与那些常常既无知又贪婪的当地僧侣打交道。他迅速的理解使我相信，所建议的方法也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显示出效果来”。像现代的考古学家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一样，斯坦因也充分考虑了当地民众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在他重返敦煌时，他目睹了敦煌民众对莫高窟的盛大的朝圣典礼。成千上万的朝圣人流让斯坦因意识到，无论这里有多衰落破败，它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仍然是当地的信仰中心，“我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而言之，不能激起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