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5)

在仔细观察了藏经洞的保管者王圆禄道士的性情后，他还重新调整了简单的金钱收买策略“我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因此，他用自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唐玄奘的西方信徒，撬开了王道士心中虔诚和忧惧的两把大锁。最终，他以取经的名义，用四块马蹄银作为“布施”，带走了“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品上的箱子”。
斯坦因对自己如何获取藏经洞古物的过程毫不讳饰，不仅在他公开的考察报告和刊印的书籍中，也在他的讲座中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述同样的故事。尽管他在给朋友艾伦的信中很得意地宣称，这批古物所花费折合不过130英镑，“在其他地方，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但在书中，他却写道“到最后，他得到许多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不过他也意识到自己这些活动本质上在当地是不可公开的，他在书中写道：“在敦煌找到足够的箱子又不让人起疑可是有些难度，好在我有先见之明，提前准备了一些空箱子”。
斯坦因的记录几乎没有任何美化或是讳饰自己的词句，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其坦诚的态度反而让人觉得那些指控是在污蔑他真诚的人格——有哪个强盗或小偷会如此公开坦率地告诉世人他所做的一切呢？继他而来的伯希和在次年来到敦煌，在他记录中，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跟王圆禄讨价还价，最终才进入藏经洞。他险些被沙海般的珍稀文献所淹没，“头十天里，我每天看1000份卷轴，这一定是创了纪录，与一辆时速100英里高速疾驰的车子别无二致”。最后，这位出色的汉学家以五百两白银的打包价格，满载而归。根据他的秘书瓦扬回忆：“我们也被迫仅用隐秘的言词来讲述这一发现，即使在我们的书信中也是如此，一直等到努艾特将我们的搜集品装上大型邮船后，伯希和才公开讲述它们，并且携带一箱这类写本样品前往北京”。
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的故事，是一连串的造访，每一次的造访，这座洞窟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1911年的深冬来到敦煌，他与大谷光瑞派来的摄影师吉川小一郎在这里相聚，他们共同从藏经洞中取得了六百份经卷。1914年，来自圣彼得堡的考古探险队拜访敦煌，队长鄂登堡不仅购买了王道士手中剩余的藏经洞存货，并且用破坏性极大的砍锯手段剥走了一些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