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6)

▲斯坦因拍摄的敦煌藏经洞外堆满经卷文书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王圆禄道士给藏经洞装了一扇小木门。事实上，王道士给斯坦因每次拿出的经卷并不多，这张照片上堆满经卷的样子是斯坦因用多张照片叠印制造的效果。
这些探险家的共同点与斯坦因一样，都是在获取时讳莫如深，而在将物品安全运回国内后便几乎不讳饰自己取得这些文书的手段和过程。遮遮掩掩与公开坦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折射出的自相矛盾的心态比他们获得这些物品曲折复杂的过程更加值得玩味。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观念中，文物的所有权并不完全指向所在国，而是指向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先到先得”原则。这是刚刚从探险加寻宝游戏中脱胎而出的科学考古学所面临的尴尬窘境之一，也是考古学史上讳莫如深的一页。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经历着同样的遭际：1845年，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掘出的亚述遗址中的铭文石板，被转让给大英博物馆；1873年，谢尔曼在土耳其的希萨利克丘发掘出的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宝藏”，被半卖半捐给了柏林博物馆；1878年到1881年间，萨尔泽克在泰洛赫发现的古代苏美尔人遗址中文物，几乎被全数运回法国，以13万法郎的高价出让给卢浮宫博物馆。即使一些国家颁布的文物保护法确定了文物的国家所有权，但仍会对发掘者的个人所有权进行一定限度的承认。最早制定文物保护法的埃及当局，在1912年颁布的《第14号文物管理法》中，虽然开篇就明确规定“不论出土文物，还是地下文物，均应属于国家公共财产”，但在第11、12条仍然赋予发掘者获得部分出土文物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文物分成”，这是当时国际考古界长期存在的标准做法。
蜚声世界的古埃及美人涅菲尔提提王后的胸像，在1912年12月从阿马尔奈遗址出土后，就根据这一法律被分配给了发掘方德国东方学会，成为了柏林博物馆最引人瞩目的藏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