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8)

▲1907年被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唐代印刷本《金刚经》。这部经书引首的精美扉画展现了唐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术，但它最关键的部分却是在卷尾一段重要的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868年。这比欧洲最早的印刷书，印刷于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早出近六个世纪。是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古老的印刷品。1914年，这部经书首次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少人问津，饶富意味的是，在它不远处展示的就是那部在它被发现前顶着最古老印刷书桂冠的古腾堡圣经。
更何况，正如斯坦因反复宣称的那样，藏经洞的文物是他付款购得的。尽管这笔钱确实如其自己坦承的那样，远远抵不上它们的真正价值。但20世纪初仍然处于被谑称为“文物自由市场”的时代。文物的流通和交易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付出了对方认可的报酬，这件文物就归你所有。这意味着一名探险家除了身兼考古学家之外，还要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眼光来衡量这笔交易，哪怕你付出的价钱与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并不般配，但只要卖方愿意，这就是一笔“公平交易”。因此，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斯坦因，还是伯希和，抑或是其他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古物的探险家都并不认为他们“购买”的行为有何不妥，而且交易的过程越是曲折复杂，就越容易引人瞩目，也越容易获得更响亮的声誉，这场讨价还价将成为他传奇探险事业中一段谐趣的插曲。“王道士”就因此成为了斯坦因探险传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又被接踵而来的其他探险家加入到各自的传奇故事当中。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藏经洞中阅读文书时的情景，出自《敦煌石室记》（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第六卷
相比起法律限制和交易过程中的曲折，最大的阻碍很可能出自当地风俗。探险家们在深入当地，了解风俗人情之后，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很可能是在触犯当地的风俗。就像斯坦因所体会到的，在千佛洞这样当地人心目中的佛教圣地，堂而皇之带走一大批宗教经卷和神佛画像，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当地信众的不快。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触犯当地的风俗和禁忌，本来就是探险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打着学术的旗号，这种刻意的冒犯就更富有英雄无畏气概的传奇色彩。斯坦因的前辈，闻名于世的探险家与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曾在波斯盗取过安放在寂没塔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头骨，用于人类学的测量研究。当他做这些事时，他非常清楚会在当地教徒中造成“骚乱和暴力事件发生”，但他回到欧洲后，还是以卖弄甚至有些轻佻的口吻，兴致勃勃地向一众听众读者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所谓名利险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