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二马》的幽默与沉痛，都根植于老舍热爱的语言(2)

一百多年前，旧秩序瓦解，新的体系还未建立，国民处在混乱之中，盼求寒夜里的一点光。时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家的理念已经失灵，中体西用也不能包治百病，以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国民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有莫大关联，中国人的国民性根植于中国传统，但这传统在救亡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基于唤醒国人的迫切愿望，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分析以批判为主。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
新文化运动展开后，鲁迅更是通过一系列杂文、小说探讨“国民性”。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在关于鲁镇的系列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批好面子、讲规矩、旁观、势利、胆怯、精神胜利、爱当奴才的人物，借以批判他眼中国民性消极的一面。
老舍的《二马》延续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小说中最主要的三个人物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形象，他们含有中国人的不同影子。

“老马”
在剧中，陈道明塑造了集猥琐和骄傲于一身的马则仁，这个被朋友称呼为“老马”的中年人是一个有北京味儿的“方鸿渐”，他自命不凡，却科举不顺，考不上功名，自诩“无官一身轻”，喜欢充面子装大爷，滑稽之余又显得可爱。在原著中，老舍这样描绘“老马”：“他既不近视，又不远视，戴着大眼镜，只是为别人看着年高有威”“年纪至多也不过去五十，可是老故意带出颓唐的样子”。“老马”不只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化身，也象征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一部分，比如：讲规矩、重义气、好面子、论尊卑。“老马”再穷不能穷面子，再苦不能苦尊严，时代轰隆巨变，他守着传统的规矩，所以当“小马”笑他刚到英国就和房东温都太太好上，他就摆出架子，要“小马”掌自己的嘴。老舍写“老马”不是讽刺，而是含有温情的惋惜，“老马”就是他从小打交道的胡同口老爷爷老太太，“他们虽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