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二马》的幽默与沉痛，都根植于老舍热爱的语言(3)

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很‘旧派’，很保守，很闭塞”。
和“老马”相对，“小马”是清末民初常见的“进步青年”。他接受新锐思潮，怀揣救国热望，有振作的决心，却无革命的勇气，骨子里恪守着中庸，对事情总是犹犹豫豫，退步不是，进一步也不是。在他的身上，观众能看到哈姆雷特、少年维特乃至鲁迅小说中“涓生”的影子，这样的人在哪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只是在传统中国保守、忍让气氛的滋养下，“小马”显得更多了一些。

王同辉饰演“小马”，梁冠华饰演李子荣
“二马”是新旧两代中国人的倒影，他们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撑起了主要情节的戏剧张力，“二马”之外，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老舍眼中的理想青年“李子荣”。在老舍看来，理想的中国青年需要有“办事人”精神，这也是老舍对英国人佩服的地方，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李子荣就是一个有“办事人”精神的人，他不空喊口号，不在浪潮的中央，但他实心用事，认真独立，和泡在人情社会大染缸太久的“老马”相比，他更有现代公民的模样，和犹犹豫豫的“小马”相比，他更能一点一点把事情做下去。老舍对李子荣满怀欣赏，这是他眼中入世却不世故的典范，他深谙中国人的变通，又不以圆滑油腻的面目示人，他面对洋人不卑不亢，面对受难的同胞出手相助，如此理想的人物，是老舍对改善国民性的一种希望。
和鲁迅不同，老舍对国民性和旧中国虽有批判，却温柔宽厚，他的恻隐之心不允许他决绝地告别旧物，对老北京的市民风物，他习惯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逗乐捧哏，日常趣味。不是全盘认同，也不愿一笔勾销，他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旧时生活的写照。所以，《二马》是很生活化的作品，叫人看了，如同去北京旧地走街串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