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一种朴实的记录冲动|专访导演魏时煜(2)

推翻第一个版本，回过头来想，自己究竟要表达什么，就发现他们家的人都跟记录有点缘分。整个都是关于记录这件事情，谁都在记录什么？用什么样的媒介在记录？之前我没有想过，比如雕塑也是一种记录，司徒老师的弟弟兆光是雕塑家，他的记录是可以摸到的雕塑，比如一头牛、一个劳动的人、孙中山等等。之前我没想过这个，然后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还有司徒的父亲司徒慧敏，就拍过戴爱莲的纪录片。而他本人早在做纪录片之前，曾经在牢里，用特别小的字，在好不容易得到的几张纸上，写听书（是狱友讲给他的）笔记，这种记录，真的是在一个精神荒漠里让生存变得更有意义的方式。

《记录之旅：原始档案》剧照
凹凸镜DOC : 司徒老师对您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魏时煜：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后来我认识好多拍纪录片的人，他们都跟我讲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我后来都一直在尝试努力做到司徒老师的要求。
比如拍完片子，你用了别人的材料，会不会去送片子给人家？会不会去邀请别人先看片？是不是真的一家一家去送DVD？然后是不是准备好跟人家做一辈子的朋友，还是拍完片就跟人掰了？
其实是很难的，对于这个关系的重视，限制了我的纪录片选题。比如说我经过思考之后，不会去拍民工、未成年人，主要锁定拍摄知识分子。第一，我要教书，我没有办法从时间上去处理长期跟拍，而且我希望有平等的对话。我希望自己每拍一个东西，都能有所收获，不单是批评社会现实。
去拍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反思，外国人不一定要看，甚至外国电影节不接受这类片子，可能他们觉得这类历史纪录片应该是BBC的事。但我因为去做这些片子，真的学到了很多。
凹凸镜DOC：如何在历史题材里注入趣味性呢？
魏时煜：怀斯曼他不认同直接电影，他说想用自己的材料做出一个“戏剧结构”。我也想这样，比如我做《金门银光梦》的时候，我比较自觉地运用好莱坞电影那套叙事策略，来构成一个节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好莱坞电影训练出来的，同时因为好莱坞高票房电影大多有个固定结构，起承转合和大小高潮大概在100分钟的什么位置，都相去不远。我会依据这个结构，揣摩观众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期待一些故事的进展或转折，那我会在这些时间点上给观众一些惊喜，或者介绍新人物出场，或者转场到新的地方，观众在这个节奏里面会忘记自己在看纪录片，会不断有惊喜，恰恰因为纪录片的起承转合不可能像剧情片那么严丝合缝。这种期待和获得不同感受的过程，就是看纪录片的趣味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