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2)

1932年初，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遭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史称“淞沪抗战”。虽然十九路军的抵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极大地激发了音乐界创作抗日救亡歌曲、抒发爱国情怀的热情。黄自继《抗敌歌》后，又创作了合唱《旗正飘飘》（韦瀚章作词）及《九一八》《睡狮》等抗日救亡歌曲。他还借鉴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创作了大型清唱剧《长恨歌》，感时伤事，借古喻今，并将其中一个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公开发表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五周年纪念刊》上，引起极大反响。与此同时，陈洪创作了《上前线》《把敌人赶出领土》《怒吼》《战歌》，任光创作了《十九路军》，何安东继《奋起救国》后又创作了《民族精神》。据著名歌唱家、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读书的喻宜萱后来回忆：“我们唱着黄自先生新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合唱歌曲，不禁心情激荡、热血沸腾。
铿锵、豪迈的音调，高亢、激昂的旋律，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激起我们所有演唱者与听众的极大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心潮澎湃，感奋不已。”4月，刘雪庵辑成《前线去·爱国歌曲集》，共收录萧友梅、黄自、朱英、廖辅叔、胡然等作词，江定仙、刘雪庵、周淑安、丁善德、劳景贤等作曲的歌曲14首，“这些歌曲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音专师生在萧友梅、黄自的带领下所做的爱国歌曲”。同年出版的抗日救国歌曲集还有上海音乐救国社编的《抗日救国名歌集》、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爱国歌曲》（第1集）、儿童书局出版的《救国豪歌四十曲》等。
淞沪抗战失败后到1934年底，由于国民党当局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并想方设法打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在此背景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受到极大影响，转入低潮。这一时期，以聂耳、任光、吕骥、张曙为代表的一批左冀青年音乐家开始成长起来，成为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主力军，其中代表作有任光的《抗敌行进曲》《渔光曲》和聂耳的《开路先锋》《毕业歌》等。这一时期出版的抗日救国歌曲集不多，1934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自《爱国合唱歌曲集》是其中代表，收录了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军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国庆歌》五首合唱歌曲。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其妄图侵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和野心暴露无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迅速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并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公开发表。不久，国共开始接触，就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与这一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抗日救亡歌曲也再次大量涌现，其代表作有聂耳的《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词）、《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任光的《王老五》（安娥词），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钢鸣词），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