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4)

于是，吕佳换了一个讲法，“张三是一个逃犯，今天他趁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这是个标准的故事开头。她说，《故事会》上的故事一定是能讲出来的，如果把口头文学的要求放弃了，它就不是《故事会》了。

编辑的日常
从80年代开始，《故事会》每年都会举办笔会。笔会一般开一周，由《故事会》报销路费，作者们都很积极，坐绿皮火车去，到了站就有车来接，车上还准备了一大包吃的，水果罐头、榨菜和零食，有的作者舍不得吃，留着带回家给孩子。笔会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去年疫情后才改为线上开会。
新编辑来面试时，总带着书生气。何承伟会问，你有没有想象过，以后要面对的作者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不是西装革履的、文绉绉的形象，而是抽着烟的、穿着拖鞋的人，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写故事的人。”
故事会的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几乎都来自民间。在给《故事会》投稿之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1987年，编辑部去浙江普陀山开笔会，来了三十多位作者，他们在文化馆、剧团和学校工作，也有农民和工人。何承伟建议他们，“要写最熟悉的生活”。
笔会上有一位来自广东的作者，他讲生活里接触的飞机上、豪宅里的故事，讲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就写这些。作者崔陟写他六年的知青生活，他也写戏里的故事，他小时候爱看戏，常听京剧、相声。他只写悲剧故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写作一定要通过一种悲剧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大家知无不言，都很热情，当然自己得做主。”崔陟说，讨论完，每人拿着稿纸到房间里修改，改好后给编辑看，如果还不行就回房接着再改。每天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笔会散场，带着故事来的作者又带着一肚子听来的故事返程。通信的年代，信件走得慢，人也难得一聚，因此格外珍惜。“这里有一群热爱故事、志同道合的笔友。”作者崔陟说，“大家都有这么一种信念，相信来年还能聚，也就愿意把故事写下去。”
在那次笔会上，最令人唏嘘的故事来自龙江河。龙江河是江西人，在县文化馆工作。他说，那是个很“畅快”的工作，每周都能下乡，骑一辆自行车，在县城周边转，和各种人聊天，他随身带一个本子，听到有意思的事，就记下来。但这么多好故事，龙江河找不到人倾诉，“你跟人家讲，人家不听也不理解。”他写信给《故事会》的编辑。一封信去，一封信来，每月通三四封信，聊故事的构思，聊写作，也聊生活，编辑的回信里总是满满一篇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