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5)

他讲了一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故事——
70年代初，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孤身来县城求助他，说自己被强奸了。他带着女孩去了公安局，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农村家长里短的事情很容易传开，更不用说这样的风流事，女孩的名声毁了，流言不堪入耳。很多年后，龙江河再见到那个女孩，她结婚，生了孩子，但精神状态不太好。龙江河说：“虽然她表面上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在我印象里，她的日子不好过。”
崔陟几人听完很是唏嘘，有人提到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因为涉世太浅，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男女关系，或者不幸遭遇强奸，她的工作、婚姻都会很艰难。他们鼓励龙江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在龙江河的笔下，家暴、流言反复伤害着这个女孩，最终她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她抱着一张想象出来的爱人画像自杀了”。题目叫《山村风流事》，他说：“这样的事情，在偏僻山村被当作风流韵事，所以反其意而用之，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
开头是这样写的：
“赣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有个小村庄，叫做苦竹坳。村里有个李石匠，长得牛高马大，肥头大耳，一脸的滚刀肉，像个屠夫，脾气又暴烈。都三十四五了，媳妇还不知道在东南西北哪只角。这天，他扛着一张镢头上山…...只见一个俏模俏样的姑娘，浑身一丝不挂地仰卧在草地上，两眼紧闭，好像是睡着了。她身旁还放着一张没画完的铅笔风景画。”
后来编辑部集册出版时，这篇故事题目改成了《靓女风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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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摊文学”到“严肃文学”
《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卷首写道：“《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它方面。”
“文革”期间，《故事会》改名为《革命故事会》。1974年，何承伟跟着老编辑去上海各个区县文化馆组稿，刊登的多是革命故事，说教成分很重，成摞的杂志堆在办公室的墙角，少有人翻阅。
直到1979年，《故事会》才拿掉了“革命”二字。
“文革”后，《故事会》刊登了大量民间故事。编辑部四处打听“爱吹牛”的人，把他们说的故事录下来整理发表。何承伟记得，有一次听人讲了三个下午，听了二十多个故事，那人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存货。其中一个外国恐怖故事，何承伟听完就一口气写了下来。故事发生在西欧三星岛上，有一幢别墅，没人能平安地在别墅里度过一夜，一位老板贴出告示，谁敢上岛度过一夜，便能获得一万美金。一个水手上了岛，半夜12点，房间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这篇《恐怖的脚步声》打响了《故事会》上恐怖故事的名气，至今还有网友回忆，“小时候看完，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去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