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人文艺术访谈访民进中央宣传部长毛梦溪(10)

ISW：还是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确实，这么一提，我也认为，“文化视野”可能是更中肯的。
毛梦溪：对，“文化视野”!相对“文化”，你可能更喜欢“人文”?
ISW：对，我的一种趣味向度确实倾向于“人文”，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人文视野”。这两者在许多人文学者的研究中，常常也会被并列起来讲。并且常常会有概念的一种混淆。或者说，讨论到最后，并没有一种清晰的分界。它们就像“文化”与“文明”。我的观点是，这种区分，可能都是徒劳的。然而，在我们的社会性体验里，时代性的概念植入，对于我们理解这些名词的实际含义，也有较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学生时代经常把“五讲四美”视为文明的一种表现，在我们年纪还不足以从别的地方去理解“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单纯地把“五讲四美”当做文明的代名词。在这种向度上，21世纪，“新农村新风尚”一类的标语，应该说是它的延续性表达。这种纠结于名称或概念的态度，在您看来，有何好处?
毛梦溪：这实际上不是我需要谈的地方。刚才我提到“人文”，是觉得可能在我的书写里，也不一定要纠葛于文化，也可以更广阔一些。另外，我很想说，当我的一种职务被命名为“文化”，或被规定与“文化”相关时，我可能更会倾向于对它的注释，而不是倾向于“人文”。其次，你可能也很少听说以“人文”命名之类报刊吧?这说明在国内，我们更习惯于“文化”诠注，而非“人文”。后者在一种粗略的观感中，我认为是比较西方的。
ISW：您说到这种“文化”与国内报刊媒体的向性之间的关系，很有启示性。这是一个对国产性精神文化之惯性或姿势的一种指认。但把它归于新闻媒介所引导的一种趋势，还是归为民族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根性所反馈的一种现象，这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鉴别。不过，我看，语言上的一种表达方式的差异，也可能是关键。虽然我们不能把两者归为一类，但是，仔细地看两者，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偏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上来。您老家是湖南永州祁阳，我觉得湖南有三个地方是值得敬畏的，第一，她孕育了毛泽东这位伟人;第二，她催生了电视湘军;第三，她有洞庭湖，这也是很了不得的，围绕洞庭的是鱼米之乡，很多神话，以及一种作为根本的湖南文化背景之地理与风景的自信，优雅，伟岸，谈谈您作为湖南人的自豪，这种自豪与首都文化碰撞时又有怎样的个人体会?或者谈谈永州祁阳，它于你的一种存在方式?
毛梦溪：这个问题问得好，湖南人怎么说呢，我不想说因为她诞生了一位毛泽东，便说她一定会把我们也生得很伟岸。但是，你可能会从湖南话里听出一种柔情与阳刚的共存，也就是刚柔并济。但这个特征，我不认为在我身上很突出，然而，或许，我自观之下，也可以说，在我的诗歌与我的文化随笔之间、新闻之间，是有一种从文字本身中透出的刚柔二元性。然而，这可能是许多文人身上都具备的，所以可能又不能以此为依据。首都文化自有一种大气宽宏的东西，它足以容纳所有人。你去北京的那些老胡同，就会发现，那些居委会大妈与老外们相处甚洽，好像老乡一样。大家都没有什么地域偏见。我的故乡永州祁阳，在我的诗歌里会有很多轨迹，可以说，她记录了我的青春，我也记录了她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