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理论的诡异魅惑(18)

“其客观性本质被过分夸大了，”约瑟尔森告诉笔者，“未来科学需要的是分析过程、分析产生的民主化，”而亟待科学家们解决的是“好好倾听那些熟知该领域的人从很早以前就在说的话。仅仅因为你不能测量某种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通常来说你可以用眼睛看到它，这已经足够了”。
为了摆脱优生学的污点，除了修复其自身研究方法的逻辑以外，统计学还需要从完全客观的完美理想中解放自己。这可以从拆除那些优生主义的纪念碑、解决自身多样性问题开始着手。
各项研究一直表明，在各个年级的美国学生中，黑人、非洲裔美国学生以及西班牙裔、拉丁裔美国学生在各种统计中占比严重不足。然而为了全面深入了解该学科的含义，我们需要埋头研究一个由态度、期望、象征和人类情感组成的复杂网络。没有任何汇总数字可以公正地做到这一点。华盛顿大学统计学系的丹妮拉·维滕（Daniela Witten），费希尔研讨会COPSS奖项委员会成员，也是说服了该协会更名的倡导者告诉笔者：“我们当然需要站在知识的立场、学术的立场和历史的立场上，但我们也要考虑到那些参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
在一些时候，罗纳德·费希尔的优生学建议是针对统计学学院提出的。在1917年，他曾经在《优生学评论》中写道，“一项职业必须有权选择从业者，严格排除所有劣等的类型，因为他们可能会降低生活水平与专业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优生学家看到的是一个理想的类型，他们凭借其宝贵的品质被选中，并且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因为其专业性受到独家的保护。”
费希尔本人就如同统计学专业领域的一个守门人，他鼓励那些自己看重的人进入这一领域，而且正如他直言不讳的原话，费希尔认为最适合成为统计学家的人就是最像自己的人。与之相似的是，当高尔顿和皮尔逊展望一个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的乌托邦时，他们其实是在想象一个由高尔顿们、皮尔逊们组成的私密社会。
艾玛·本恩（Emma Benn）是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生物统计学教授，也是促进费舍尔研讨会更名的倡导者。当笔者与本恩交谈时，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她很快指出，该座谈会引发的争议其实聚焦在一个比费希尔更大的问题上。
“让我们重新评估一下我们到底把什么东西看作是这一领域的伟大贡献，”她说，“的确，我们可以具体谈一谈费希尔，但我希望这些贡献可以让我们更深一步地研究‘在科学领域里所谓归属一个种类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了解这些事情到底会怎样影响我们人类的科学自我认知？’当我们讨论费希尔时，当我们讨论种族时，这些智力活动总是让人们突然就认为，在该领域不必顾及我和像我一样的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