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理论的诡异魅惑(17)

在优生学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为什么如此看重关于存在的问题。出于优生论的歧视目的，能做出某些声明就已经足够了，比如存在不同的人种亚组，比如智力与清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再比如不同社会经济阶级的人在犯罪率、生育率或发病率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战期间，有数以万计乃至数以十万计的“通过决定性的医学检查被判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病人”被纳粹医生杀死。© Urban Labs这些人的第一个假设是生物分类学上的（Taxonomic）：多个个体是否能被视为来自同一个物种，或者不同的人是否属于同一人种。于是，找到区别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研究多大的区别，还有什么能解释这种区别，或者为什么它重要，仅仅是证明区别存在而已。
显著性检验并不是在这些人的脑袋里完全成熟的，它是经过了多年的精雕细琢，专门为了阐明进化论、优生论观点而存在的。作为优生学家的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需要一种定量的方法来阐明这种差异是存在的，于是作为统计学家的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用显著性检验回应了这一需求。
而他们引领的另一个态度也在土崩瓦解，即统计学分析可以不借助统计学家的帮助就解释真理。如今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明白数据无法自证，也永远不可能不证自明。总是有多种方法可以解读观察所得，至于哪一种解释最接近事实，这要由科学家以及更广大的学界来决定。在显著性检验中，能带来巨大影响的误差并非只有抽样误差这一种，实验的操作方式以及实验结果的解读方式都可以产生各种误差。
纳撒尼尔·约瑟尔森（Nathaniel Joselson）是一位医疗保健技术领域的数据科学家，他在南非开普敦学习期间参加了针对殖民者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雕像的一次抗议活动，这次经历也促使他建立了一个名为“关于统计学包容性的思考”（Meditations on Inclusive Statistics）的网站。
他认为，统计学早就应该“去殖民化”，这样才能妥善处理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留下的优生主义遗留问题，约瑟尔森说这些东西仍然在造成各种破坏，尤其是在刑事司法和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