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9)

基于此，本文为另外两个重要议题提供了新的洞见，可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第一个议题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演变。自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尤其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如图2所示，皮凯蒂发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很高，唯一的例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近50年。在此时期，不平等程度降至最近一个多世纪的最低水平，随后又于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升高，今天已恢复至战前水平。本文对不平等的这一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在多极均势、相对和平的19世纪，西方国家的再分配水平都很低，相当于放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的扩大。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牺牲迫使国家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增强至历史最高水平———一战后最高一级收入的边际税率迅速上升至40%，二战后各国更是将这一税率提高到超过60%，从而实现了战后前期的社会平等。
这种高强度的再分配虽然在冷战两极均势下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的影响下大致维持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再有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度才开始迅速降低。此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随即升高至二战前水平，即恢复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常态。可见，未来对不平等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国际环境和国内再分配政策之间的互动对不平等的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研究希望启示的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学中“三个意象”的互动研究。从华尔兹提出“三个意象”、古勒维奇倡导“反转的第二意象”以来，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不是将个体层次置于不予实证检验的前设层面，就是将个体简化为决策者。这使得层次分析法难以解释受决策者之外的社会普通个体的偏好和行为所影响的政治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层次分析法需要引入过去20年来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创新———对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的探究。这意味着找回第一意象，建立三个意象间互动的微观基础。为具体展示该研究取向，本文通过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这一研究议题，探究了国家间战争如何通过塑造社会流动性从而影响普通个体的再分配偏好以及这一偏好的改变又是怎样影响国家职能的转型和福利国家的兴衰。其中，个体层次（公民个人）的再分配偏好的形成机制（向上流动预期假说在战争动员中的具体展现）构成了本理论的微观基础，其作为桥梁沟通了国际（国家间战争）和国内（福利国家）两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