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7)

可以看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假说二。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经历变量在表5的任何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战争经历是通过影响一国的军事动员程度来影响再分配水平。因此在控制军事动员程度之后，战争经历便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直接挑战了近来认为战争经历本身就足以影响再分配的观点。这些研究基于定量分析，发现战争经历对再分配水平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控制军事动员水平。因此有理由提出质疑：它们所识别出的战争经历和再分配水平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是虚假的，是遗漏变量偏误（回归方程在设定上对军事动员的遗漏）导致了这一虚假的因果关系获得了统计显著性。
假说三认为战争的死亡规模会影响参战国的再分配水平，并且这一效应在民主国家更为显著。由于同一场国际战争（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多参战国，每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各不相同，因此假说三的检验要求一种双层数据结构：上一层数据是各场战争，下一层是每场战争中的各个参战国。因此，适用于假说三的估计方法是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其中，自变量是死亡规模，用参战国在某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是战争关联数据集（CorrelatesofWar）。因变量是战争后的再分配水平，测量方法是参战国针对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在战后十年的平均值。根据假说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应当为正，且与该国的民主程度存在正向的交互效应。方程除了控制国家哑变量（用以捕捉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等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军事动员程度、政府干预能力、工业化和债务水平，详细内容可参见表4。
这些控制变量均做了滞后处理，即采用其战前十年的平均值，目的是为了避免同时期变量间回归可能造成的逆向因果问题。

表6报告了假说三的回归结果。模型1是只包括因变量但不加入任何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模型。该模型LR检验的统计量是36.2，并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应当拒绝零假设（各国在因变量上的取值不随战争不同而变化），从而说明选择包括战争和国家两层数据的多层模型是正确的。模型2加入了所有变量以及战争死亡和民主程度的交互项。战争造成的伤亡规模和战前的民主程度均显著为正，且二者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战前的民主程度越高，“公平牺牲原则”就会获得更强的合法性，从而战争牺牲在战后就能带来更高的再分配水平。即便在稳健性检验中（未在本文列出）控制战前或战时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这一结果仍然成立。因此，假说三获得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