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5)

假说一的自变量是受访人的军人身份（1为军人，0为非军人），可以通过IS-SP2009中的职业变量来识别。军人身份要解释的变量有两个：一是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用ISSP2009中的问题Q11（“与你父亲工作的社会地位相比，你自己工作的社会地位如何?”）来测量；二是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程度，用问题Q6b（“你是否同意下述观点：降低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职责”）来测量。根据假说一的预测，我们应该观察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军人身份应该与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和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程度均呈正相关。这里的其他条件则是在回归方程右侧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主观阶级认同以及宗教虔诚程度，具体可参见表2。另外，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受访人所在国的哑变量，以控制国家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
由于假说一的因变量都是定距变量，因此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都是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前者除了国家哑变量外，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者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可以看到，军人身份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非军人相比，军人更可能持有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模型3和模型4将再分配偏好作为因变量，发现无论是否控制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军人都更倾向于反对收入再分配。模型5的因变量也是再分配偏好，但其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比较模型4和模型5可以发现，当加入社会向上流动预期后，军人身份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向上流动预期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向上流动预期是军人身份和再分配偏好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军人身份通过塑造向上流动的主观预期来引发个体对收入再分配的反对。
这符合假说一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