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3)

其次，大众战争时期整个民族共同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需要社会成员一起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于大众军队主要由中下层民众组成，因此中下层阶级将付出更多的牺牲，这要求上层阶级付出更多的财富补偿，才算承担了相应职责。这种对收入再分配的合理化被称为“平等牺牲原则”，最早由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代议制政府》中作为民主国家征税原则而提出。这后来被引申为如下含义：如果国家在某一方面对人民进行了不平等的对待（例如更多地从底层民众中招募士兵从而使其付出了更多的牺牲），那么国家就应该使用税收对其补偿。不难看出，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公民之间的平等。换言之，没有公民在民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牺牲的平等也就无从谈起。而民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则最可能存在于民主政体。这也是密尔将“平等牺牲原则”作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主要征税原则的原因。
“平等牺牲原则”在战争时期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论证，而这种论证在民主国家最为常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经济学家曾向国会建议，应该用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而非借款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他们的理由是：“当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处于危险之中时，对人力和收入的征用就是正当且正确的。”
战争会提高社会的再分配要求，所以作为福利国家财政基础的累进所得税才会于普通民众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之后得到扩张。如图1所示，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的上升总是伴随着重大战争伤亡的出现，而战争结束后税率则会相应下降。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1814年边际税率较高（约为2%），但战争结束后该税率迅速下降，在整个19世纪的“百年和平”时期基本都维持在较低水平，只在出现局部战争时略有起伏。边际税率的首次大幅上升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巨大的战争伤亡使得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以收入再分配加以补偿。一战结束后再分配水平趋于降低，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又被史无前例的战争伤亡人数急剧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二战后的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虽然避免了世界大战，但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等较大规模的区域战争的影响，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在这一时期基本维持在战后初期的水平，甚至有时还略有上升（如越战时期）。
冷战后期直至其结束后，世界的和平状况没有显著变化，边际税率持续下降至今。有观点会质疑战争爆发之所以会跟税率上升正相关，是因为耗资巨大的战争必然要求提高税收水平。战争确实会要求国家加强财政汲取，但这无法解释向谁汲取的问题，即为何国家会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只有当战争中的巨大伤亡经由“公平牺牲原则”为收入再分配提供强有力的合理化论证之后，才能实现针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更多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