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1)

在19世纪，各国公民又获得了政治权利，即投票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利。20世纪的历史则在已有的两项权利之上增加了社会权利，即免于社会风险的侵害、获得社会公认的体面生活的权利。马歇尔对公民权的内涵和变迁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描述，但却未能说明为何公民权利会经历了从民事到政治最终又到社会领域的扩张。曼的理论至少能够解释为何公民权会扩展至政治权利———正是针对全民的军事动员促使国家用政治权利来补偿公民，如此才保障了政治公民权。
然而，曼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何公民权迟至20世纪才扩展至社会权利。根据工业主义逻辑，19世纪涌现的新型社会风险已经提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如果19世纪的国家需要补偿参战公民，为什么会选择给予政治而非社会权利?换言之，为何一直要等到20世纪，社会权利以及作为其制度呈现的福利国家才得到长足发展?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国家补偿参战公民的第二种方式———社会地位。
大众战争时代，国家除了赋予公民政治权利，还能通过促进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向上流动、以更高的社会地位来补偿公民由于参战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如果军队的阶级结构是一支大众军队，那么参军就成为一条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全民战争的参战者主要是社会下层人民，而军队的两种特性能够帮助底层人民实现向上流动。第一，与其他政府和社会组织相比，军队更强调“贤能（meritocratic）”，个人功绩是获得晋升和回报的关键。个人凭借雄心和努力做出过人业绩便能获得提拔，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名著《军人与国家》中所指出的，现代普遍兵役制的建立与军队的职业主义的发展同时展开，前者向平民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其能够进入曾经由贵族阶层垄断的职业军人和军官阶层。
第二，军队作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机构会根据需要对成员进行教育和培训。这种教育机会对于难以负担教育支出的下层民众来说十分宝贵，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复员后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帮助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军队就和公立学校一样，能通过提供教育来提高社会流动性。
与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张类似，以社会地位来补偿战争参与的做法在18世纪的大众战争时代到来之后才成为主流。这是因为军事革命扩大了战争规模，一方面促使军队的阶级结构下移，使其成为吸纳大多数中下阶级的公民军队或大众军队另一方面通过扩张公民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平等的方式让公民的向上社会流动获得了合法性。于是，近代以来虽然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和政体模式各异，民众的军事参与都越来越多的与社会向上流动联系在一起。例如，基于美国1860年和18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居民，联邦退伍士兵更有可能实现地域和职业流动，即从相对落后地区移居发达工业地区，从低技能职业向工匠和白领职业跃迁。美国军队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社会群体历史上一直受主流排斥，它们凭借军事服役提高了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