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4)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家间战争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军事技术塑造了军队的阶层结构。基于军人对流动预期的微观心理，军队的阶层结构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参战阶层的补偿方式。18世纪的军事革命后，历史进入大众战争时代，战争规模扩大，军队阶级结构下移。政治权利的扩张是对大众军队的首要补偿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政治）平等的强调。这进一步影响了另外两种补偿方式，从而塑造了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首先，在和平时期平等诉求为中下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使得社会地位成为国家对大众军队的重要补偿方式，抑制了社会的收入再分配冲动。其次，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实现了公民政治平等的民主国家，大众军队巨大的伤亡让“平等牺牲原则”得以适用，提高了社会对再分配的需要。于是，备战时期的战争动员会降低国家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而这一税率水平会随着战争的爆发和牺牲的增加而提高。
要验证这一理论，我们需要检验以下假说。首先是本理论框架的微观基础。
假说一：在个体层次上，与平民相比，军人更可能预期到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更倾向于反对收入再分配。
其次，在假说一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多个层次间的互动假说。
假说二：在国内和个体两个层次的互动方面，军事动员程度越高的国家由于提供了较多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社会的整体再分配需求较低，其福利国家性质的再分配水平也因此较低。
假说三：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互动方面，伤亡越大的战争，对向上社会流动预期的打击就越大，其激起的公平补偿呼声就越高，就越有可能提高参战国的累进所得税税率。这一效应在民主国家更为显著。
四、实证分析
这一部分将使用不同层次、不同来源的数据来检验上述假说。假说一处于微观个体层次，认为公民个人如果加入了军队，将较其不参军的情况更容易预期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更不可能支持收入再分配。为检验这一假说，本文使用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09）的微观数据。这一选择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微观层次的历史数据不可获取，因此只能使用当代数据。其次，ISSP2009不仅涵盖了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后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前者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发展阶段基本可比。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现状分析大体上能够替代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析，尽可能地弥补了微观历史数据缺失的缺陷。其他的跨国社会调查数据要么所涵盖国家的数量和多样性不如ISSP2009（如东亚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要么其变量设置不允许区分军人和非军人（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因此ISSP2009是当代数据中检验假说一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