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16)

上述分析证明，在个体层面，军人更可能感受到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从而更加反对收入再分配。由此可以推知假说二：在宏观层面，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则其总体再分配需求就越低，福利国家性质的再分配水平也就越低。在这一假说中，军事动员程度是自变量，用军事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再分配水平是因变量，用最高一档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来测量。为证明这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还需在方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第一，根据蒂利和蒂特马斯的理论，战争塑造的国家行政和干预能力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为回应这一竞争性假说，我们在回归方程中控制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以此作为国家干预市场能力的指标。第二，根据工业主义逻辑，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会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因此回归分析需要控制工业化水平。第三，根据权力资源理论，劳工阶级会通过支持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来推行去商品化的再分配政策，这种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劳工所在的国家是威权还是民主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在方程中加入政体的民主程度。第四，由于高税率可能是国家为军事开销带来的政府债务融资的结果，因此还需要控制军事开支和公债水平。第五，近来的一系列研究认为重大战争本身会提高累进所得税税率。本文跟随这类文献，将一个国家与他国交战的年份标注为1，其他年份标注为0，用以控制国家的战争经历。表4总结了以上控制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数据来源。除了这些控制变量，本文还控制了边际税率的一期滞后（为了控制因变量在时序上的延续性）和国家及年份的哑变量。

为检验假说二，本文使用了19个主要西方国家1815—201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其数据结构，本文选用一阶自回归的面板修正标准误（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作为基准模型的估计方法，并将固定效应估计量和Driscoll-Kraay估计量用于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是基准模型，前者只控制住因变量、滞后一期和国家/年份哑变量，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员程度与其再分配水平呈负相关，这说明军事动员降低了社会的再分配需求，符合假说二的预期。剩余的三个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3处理了面板层次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模型4和模型5分别采用固定效应估计量和Driscoll-Kraay估计量重新估计了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