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可能性的革新，在每一代摄影师身上都会发生(2)

哈特维希的房间，特鲁罗市，马萨诸塞州，1976年 ©Joel Meyerowitz这是我对天堂的想象：
夏季，某日，整齐的室内陈设，光线与静默。
一扇门朝向另一扇门，透过另一扇门之后的最后一扇门可见室外的绿色。旁边部分可见的卧室内是一张铺着白色毯子的床。苍白的地毯铺在硬木地板上，相框挂在灰白色的墙上，整体效果如短篇小说一样紧凑。
难以相信这张照片是由拍下“纽约市，1975年”的同一人所创作。“哈特维希的房间，特鲁罗市，马萨诸塞州，1976年”仅在一年后拍下，但是，迈耶洛维茨的观看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保留下来的是一种极致的视觉修辞，这种修辞也出现在他谈摄影、教摄影中。（几年前，我参加了他的周末大师班，此前，我从没遇到有人可以讲述一张给定照片中发生的事情。）
“哈特维希的房间”是迈耶洛维茨使用8×10大画幅相机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当主题变化时，局部的风格会随之调整，对于摄影师，相机的改变往往预示着风格的转变。现在，他使用三脚架和更大尺寸的底片，照片中的“动作”变得深思熟虑、冷静沉着，温暖的光线弥漫着一切，门和墙彼此垂直。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指出，“观看往往会适应照片。”一旦原创的动力消失，我们就仅仅剩下风景如画的照片。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风景摄影引人入胜，但韦斯顿式的风景照就差强人意。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变革了肖像摄影，但后来不计其数的模仿者无法引起我们相同的兴致。
摄影可能性的革新在每一代摄影师身上都会发生。但是，现在这一缓慢演变的周期越来越快，一些艺术家不断进步，以便他们的毕生作品可以构成一部微观的摄影史，比如：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以及迈耶洛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