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女王双体(5)

玛丽之死暴露了隐藏在所谓伊丽莎白一世黄金盛世下，看似团结尊君的政权之各种权力倾轧，凸显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忠诚位阶、臣属定位与政权形态从个体性、私/家属性的王本位似乎趋向集体性、公共性的国本位。正如同被控泄密渎职与藐视王权两项罪名的副国务大臣戴维森3月28日在星室法庭审讯中的辩白，对女主统治的焦虑感重塑了男性官僚的神选大臣意识与条件式顺从论。一方面，操控信息指导女王决策；另一方面，男性群臣在宫朝之争与党派之争中由抗衡转趋合作，协力使内廷回归家务，更重新审视神选之臣与御封之臣的二重君臣关系，依托神意和公意，臣属定位从封建体制的侍臣/家臣，经由立基于君父伦理与恩惠分配之君主专制的宠信之臣，至女主统治下的朝臣，终蜕变为君主共和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条件式抵抗权的“神选之臣”。由王向国与由宫向朝的忠诚转移重申了君臣共治的传统，将枢密院从臣属地位抬升至几近平行于君主的共主地位，授予其等同君主的机密知情权和独立决策权，以期恢复基督教精神中坚强、正直与正统的男性政治秩序。
都铎晚期官僚定位与忠诚位阶从王本位向国本位的方向转移，板块从内廷位移到外朝，缓慢引导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从私属向国属转变。
需注意的是，历史发展绝非单向线性的。英格兰历经伊丽莎白一世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女主统治洗礼，并非就此摆脱中世纪后期以降以内辖外的宫廷本位之政治运作机制，趋向内轻外重的政府领政模式，直接蜕变成近代模式的公共性与官僚性国家。以信息为载体的权力流动图景，不仅呈现了伊丽莎白时期整体政权秩序的沿革，同时浮现了显性的常规制度与隐性的潜在规则之间的交叉运作。换言之，近代英格兰政权，甚至直至今日，依然游走在制度内外，徘徊于公共制度与私属关系之间。文秘署在中世纪后期从“家”出走入“朝”，看似是建构了政务文书体制，实则是将职权转移给了君主的私属秘书。至16世纪末，该王属秘书自内向外转化成官僚与国家属性的“国务大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务信息就此依循体制运行。基于私人关系的内廷系统与门客服务，仍反复侵入常规政务与信息制度之中，以进行制衡。
这两个次级权力群体因随侍当权者的自然身体或经手政务和信息业务，获得隐性的政治影响力，为英国史学的新兴研究对象。尤其是门客文化的盛行说明官僚在压制宫廷本位之政治秩序的同时，正复制私属模式于政治运作中。另外，君主和宫廷并不是自此淡出决策圈，其依旧凭借恩惠笼络与私人宠信关系等诸多筹码干预政府决策、人事任免与议会布局等，直至近现代。因此，在政治形体的制度框架内，在看似根据性别、功能或信仰等诸多因素而划分的公私空间和群体之间，权力依旧隐而不显地通过自然形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潜伏运行，时而制衡，时而互补，甚至主次易位。在公领域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私领域的人际关系未曾淡出。信息流动交织的多重权力网络呈现了“在任何政治局势中，影响力穿梭于各方向……没有人在真空中独立决策，多边主义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