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女王双体(4)

伊丽莎白女主统治下的英格兰政体属性究竟是君主专制，还是君臣共治？
这场行动反映了信息实为权力的载体，掌权者凭借权力与恩惠等资源建构信息网络，包含政务文书、谍报、邮驿等诸多体系，施用于国家治理和中央-地方控制。如诺曼征服者威廉一世借《末日审判书》的普查编修，掌握英格兰境内人口与资产等海量信息，巩固对诺曼权贵与英格兰被征服者的最终分封裁量权。中世纪晚期以降，专制君权的渐兴进一步促成政府部门分工细化、政务文书管理与财政税收等行政改革，再加上外交和贸易竞逐需求，近代早期“文书国家”或“信息国家”产生。另外，信息流转勾勒出权力网络，即各层信息的赞助者、管理者和接收者及他们分别位处的信息流经空间，他们受益于职权属性、私人关系或恩惠分配等因素而得以亲近信息，从而获准进入权力圈。换言之，信息流动构建了潜在的权力运作秩序，掌握信息者主导权力的流向。无疑，都铎晚期中央政务文书的运转流程暴露了近代早期信息国家中君主的信息控制危机，即君王是信息体系最顶端的恩惠支配者，却尴尬地处于信息接收末端。
主因在于随着政务文书数量剧增与专业性需求如解译或加密等的出现，信息处理远非中世纪后期君主直辖的微型家政府所能承担，需要仰仗专业官僚政府。自此，政务中枢的行政群体与空间渐渐脱离中世纪后期王室私属网络的牵制，趋向官僚政府。信息主导权的变动开始牵引权力移转。
近代早期的新君主制王权看似专制集权，实则处在信息孤立和决策受制的权力悬崖边上。敏锐者如路易十四与伊丽莎白一世操控体制内外的冲突，一方面维持公共规则以维持常规政务运转，另一方面以私人关系或恩惠扶持例外权力与之抗衡，勉力维持王权的相对优势。伊丽莎白一世在早期以宫廷宠臣莱斯特制衡外朝权臣伯利，后随着1570年代后期至1580年代关于是否介入欧陆新教战争的政策分歧加剧，淡化男性群臣的宫朝竞争，形成理念型党派同盟。面对主战党垄断信息以实现“荣耀上帝”之国际新教主义，女王转而扶持同样保守反战且坚持统治正当性原则的伯利，最典型的操作莫过于1580年代监控流亡法国之英格兰天主教徒的谍报布局；伯利的斯塔福德使馆系统抗衡沃尔辛厄姆的私人间谍系统，它们互相监控、诋毁，竞逐天主教情报与秘密外交。而女王在党争中坐收渔翁之利，确保多元信息供应无虞。
同时，伊丽莎白一世兼以内廷亲密政治机制牵制党争，做为避免耳目闭塞的第二重保险。近代早期君主通过与内廷近身侍臣的宠信关系监管外朝的信息、政务和官僚体系，辅以恩惠将朝臣私属化，使其被归入家臣圈。这类由宠信而任的宫臣公共化以及因任入宠的朝臣私属化的双重操作，巩固了“人近王者则贵”的政治秩序，更辅以宫朝党争，维持内外均势。然而，这种精妙的政权杠杆意外地被不可控的君主性别因素瓦解。女主统治下的女性内廷因性别所引发的行政职权、专业或社交等诸多限制，无力延续都铎一朝以内辖外的内廷政治传统，迫使伊丽莎白女王转向仰仗外朝官僚理政。虽以党争制衡，但女王本身的信息和决策被动性仍存在。一旦一党独大，或党派间因共同利益或理念——尤其基于鄙视女性的传统而对女性涉政有所警觉——而暂时和解，以男性为主的政府体制极可能阻碍信息流入内廷，集体架空王权，如同伊丽莎白女王在玛丽死刑运作中的权力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