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女王双体(2)

另外，根据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诗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写于1599年的赞美诗《义神颂》（Hymnes to Astraea），女王礼袍上的春天花卉暗喻正义女神和纯洁女神“美丽的女王艾斯特莱雅（Astraea）”的回归。伊丽莎白一世手握彩虹则暗示她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善用智慧和谨慎引导英格兰远离天主教势力的反扑，迈向黄金盛世。
迥异于耶茨和斯特朗从彩虹肖像中提炼出政治的歌功颂德，勒内·格拉齐亚尼（René Graziani）聚焦基督教符号，阐述上帝与世俗君主的委任契约关系。橘红色披风被重新定义为伊丽莎白女王承载着上帝的独特祝福，跃居为“[被世间众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位模范基督徒，也是获赐[神]特殊恩宠之人”。她手持彩虹，郑重宣示坚持履行神圣的诺言——上帝拣择身为天性次等女性的她即位统治神选之国英格兰，或许为履行使命，她对内捍卫新教英格兰国家、教会与人民的安全，对外积极武装反抗天主教暴政，维护普世新教福音——同时借彩虹表达对上帝庇佑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让英格兰重返和平的感激之情。格拉齐亚尼主张这幅肖像画“在女王身为伟大的基督教君主与对完全仰赖上帝的承诺之间，维持了完美的平衡”。
丹尼尔·菲施林（Daniel Fischlin）质疑无论斯特朗的古典阐释还是格拉齐亚尼的基督教诠释，皆陷入一种“普遍且陈腔滥调”的象征主义。他转而阐述文艺复兴时期专制世俗王权的宣传体现。无数的眼睛和耳朵象征着君王永无止息、无所不在的警戒与监控，鼓励臣民绝对服从君王与国家。而女王掌握象征男性的弓形彩虹，极其隐晦地宣示她突破历史悠久的女性次等论，凌驾于男性和传统家父长制之上，或者意味着“政治雌雄同体”（political androgyny）。
综上，传统艺术学、宗教学和政治史研究对伊丽莎白一世彩虹肖像画的解读尽管采取古典符号学、基督教神学和近代早期绝对君权等多元视角，但均局限在通过纯粹的图像象征雕塑神圣的至高女主权力，忽略这幅肖像画背后的历史语境，即1602年英格兰权力政治的现实氛围：罗伯特·塞西尔在党争中胜出，权势独大，再加上伊丽莎白一世的年迈，贯穿其统治时期的共治呼声似乎走向实践。斯特朗曾审视这幅肖像背后的恩惠纽带，它联结着罗伯特·塞西尔的门客诗人约翰·戴维斯。后者受罗伯特·塞西尔委托，先在1599年创作《义神颂》，再于1602年创作《妻子、寡妇和少女之间的一场争论》（A Contention betwixt a Wife，a Widdow and a Maide）作为同年的接驾庆典之用。凯文·夏普（Kevin Sharpe）分析这三方的聘雇恩惠关系，揭露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