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丨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2)

1916年，张元济因为经营理念与高凤池产生严重分歧，提出离开商务。陈叔通前去劝说，直言道：“你怎么摆脱得了商务？恐怕晚间做梦也要做商务的梦。”
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职位转任国家新闻出版署代署长的陈翰伯，曾对好友陈原念叨：我不应该离开商务。
1919年，14岁的陈云进馆学徒，在发行所文仪部站柜台。8年后离馆时，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工运领袖、坚定的革命者。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副总理的陈云每每回到上海，都会到当年工作过的发行所看一眼。许多年里，他都在农历年年底自己出钱邀请上海老工友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临终前，他对家人最后的话是：“从青浦到上海，这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这“非常重要的一段”，当然是指在商务印书馆。

1926年8月，陈云（前排左三）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
对商务尤为“情”深“结”重的其实是商务工人。商务以印刷起家，商务工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一次次的口述采访中，他们倾诉着对往昔的无尽眷恋。商务的许多先贤家属后嗣，一直与商务保持着联系。2017年4月，在馆庆120年创始人哲嗣家属茶叙会上，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年近九十的老人。他们与商务员工们围坐一堂，仿佛失散的家庭重聚，抒发着共同的“商务情结”。读者的“商务情结”，在人文学者中有最鲜明的体现。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门前，常有游人学子驻足留影。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曾经写道：“上大学时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书，王府井大街36号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
商务印书馆的魅力，也逐渐为学界所认识。近年来，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越来越热。究其原因，近年来新史料发掘、研究进路拓展、新史学转向等，包括商务印书馆自身对相关研究的推动，这些因素皆有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价值使然。学界认识到，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价值绝不仅限于出版印刷专门史范畴，它具有多种范本意义，它可以打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