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疯狂》：科学、宗教与西方现代化的双重性质(3)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是什么？西方中世纪主流的社会结构是由打仗的人（贵族），念经的人（教会），干活儿的人（农民）组成，他们行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构成了传统的社会行动，宗教的知识体系为这种行动提供合理化的支撑。贵族的政治势力、教会的文化势力都是垄断势力。西方的现代化是中世纪非主流的市民阶层反抗贵族的政治垄断与教会的文化垄断的结果，形成了西方现代的社会结构：政客、学者（媒体）、资本家、工人（公众）。他们行动的关系也就构成了西方现代的社会行动。社会的现代发展需要科学与生产结合，劳动与资本结合，经济学不仅要为这种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行动提供合理化的知识体系，还要提供理性批判，社会才能正常发展。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发起人，因为没有人有影响社会的势力，也就没有人物故事。历史总是有人物故事的，不同人的故事叙述着不同的命运。
资本与上帝的发起人，都要通过叙述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知识体系或历史观，为其推动的人们命运的变化提供合理化的信念。该书对资本疯狂与宗教疯狂机制的类比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现代化的合理化构建与理性批判，面对人物故事的历史结局，是失败与无能的。
首先，资本家是西方现代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的发起人。资本家作为发起人的正当性，是他们通过资本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从事推动社会变革的事业，例如：铁路的建设、互联网的建设等。资本这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势力，不仅需要知识上的支撑，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撑，从而将发起人对社会变革的预期卖给民众，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他们的事业。然而，资本推动的社会变革，可以是理性的社会发展，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疯狂。该书指出了理性批判在金融泡沫上的失败：学者不是运用逻辑思维对社会行动进行理性批判，而是利用其生产知识的势力与大众的情感思维，经由媒体以理性的名义将资本发起的疯狂合理化，政客的腐败则是无顾大众的命运，在这一合理化而非理性化的游戏中随波逐流。
其次，发端于希伯来文化的宗教，叙述的是通过信念解决社会矛盾对抗性的生活模式，其思维方式不同于世俗生活的功利主义。我们可以在如上现代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非理性的3个方面，认识宗教行动模式的对抗性。第一，在话语与现实的关系上，上帝与人的约定成为教徒未来的期望与生活的目的，这一约定不容置疑，并塑造了教徒被选的优越感与使命感。遵守约定将被祝福，违背约定将被惩罚。这一奖惩机制支配所有人的命运，但不接受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检验。第二，在人际关系上，人性使得人会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先知们作为历史发起人，将复兴人与上帝的约定，更新历史，例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宗教的这种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知识体系，使得人们期待出现新的历史发起人，或自觉成为新的历史发起人更新历史，改变人们的命运。发起人还可运用这一知识体系动员大众，参与他们更新历史、改变命运的事业中。